買辦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泰國華語“買辦”所指的採購及其職業。

買辦是晚清民國時，外商來到中國所僱用的採買者與管理人員^[1]: 103。1842年以前，買辦主要職責是處理洋船和商館的雜務，向洋船和商館提供食物。1842年以後買辦的權限擴大，被委託代辦與中國內地商人的交易，承擔貨品的購買與銷售工作，從中獲取手續費，並負責招聘、管理和擔保中國僱工。買辦也充當司庫和出納員，掌管現金，並提供市場情報。買辦為洋行與中國商業之間提供必要的聯繫，充當洋行同中國人交易的中介人，是晚清時中國最富有的華商。在20世紀，買辦被不少反對者譴責為賣國賊和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反對者眼中聲名狼藉。

「買辦」一詞原解作購置，也指負責採購或兼理雜務的差役^{[1]: 113、103}。歐洲人採用葡萄牙語“comprador”（即買方）來指作為其利益代表的中國僱員，中文稱之為買辦^[2]: 320，音譯「康百度」^[3]: 278、「糠擺渡」或「剛白度」^[1]: 104。買辦在官方文件中被稱作「商伙」，買辦則有時自稱「總理」；在香港也叫「華帳房」或「辦房」。「副辦」是買辦的合伙人，此職為減低買辦所負的風險而設^{[4]: 52、199}。20世紀初，「買辦」開始泛指外資公司的中國僱員^[2]: 322。

「文化買辦」指受僱於洋人或外國機構的文化人，廣義指從事中外交化交流的文化人，如從事中西雙語教學及傳播西學的教育家、從事翻譯及出版中外書刊的文化人，此詞在中國大陸帶有媚外和賣國的隱喻^{[3]: 278–279}。在2010年代，「兩岸買辦」在台灣則是指在貿易上「出賣台灣」，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輸誠的台灣政治人物^[5]。

1842年《南京條約》導致廣州行商獨霸外貿的局面結束，外國商人到達條約口岸，買辦階級應運而生^[4]: 3。由於語言不通、地方不熟悉、文化不瞭解，西方商人亟需本地人幫助^[3]: 278。中國沒有標準的度量衡單位，貨幣制度與商業慣例互異，成為中外之間自由和直接交易的障礙，買辦為洋行與中國商業之間提供必要的聯繫^{[4]: 27、2}。當時洋人與華人涉訟，向華商追還欠債並非容易之事，不如責成買辦擔保^[6]: 348；有買辦為洋商擔保，西方商人對商業交易安全就不再那麼擔憂^[4]: 57。

1842年以前，買辦的職責是處理洋船和商館的雜務，向洋船和商館提供食物，處理外國商船的金錢出納事務，僱用和擔保銀師和外國商行的傭工。1842年以後買辦的權限擴大，被委託代辦與中國內地商人的交易。在買辦的全盛期，買辦負責和擔保洋行與中國人之間的所有交易，完成交易上的所有手續^{[7]: 82–83}。買辦開設自己的事務所，僱用人做副買辦、市場調查、買賣、會計、關稅、倉庫、雜務的工作，並負責管理中國僱工^[7]: 85。他是洋行華籍僱員的首領，負責招募僱員並作擔保。買辦既是洋行內務總管，也是業務副手，經手內地採購，最重要職責是擔保錢莊和華商的償付能力^{[4]: 76-77、80}。責成買辦擔保，可使買辦與華商交易時更加謹慎^[6]: 348。買辦也充當司庫和出納員，掌管現金，在看銀師的協助下檢驗洋行所收的銀錠和鑄幣^{[4]: 82–84}，並提供市場情報、匯兌行情^{[4]: 86–87}。

買辦作為洋行僱員的同時，也是獨立的商人，要承擔貨品的購買與銷售工作，從中獲取手續費^[8]: 315。他利用洋行和自己的資金，跟其他中國商人交易，能自由運用資金^[7]: 83，幫助洋行做買賣，尤其重要是從內地採購土產，主要是茶葉和生絲。如瓊記洋行就在福州大規模採購茶葉^{[4]: 88-89、93}。茶葉在洋行的福州貨棧烘製和包裝，也由買辦辦理。買辦攜買的不止是現款，有時可以是鴉片^{[4]: 95、90}。買辦也投資於洋行，在航運業、紡織業、採礦業，買辦的資本是洋行資本的來源之一^[7]: 85。在上海的買辦要管理洋行的多種業務，如唐廷樞主持怡和洋行的船舶代理部，掌管船運業務。在廣州和香港的買辦則主要充任洋行的資金管理人。買辦也到日本和東南亞工作，當以中國為據點的洋行擴展活動到日本、朝鮮和東南亞，所僱買辦亦隨同前往^{[4]: 101、106、65}。洋行後來嘗試分散買辦的權限及限制其職權範圍。如在上海，怡和洋行給各部門各分派一名買辦，比如出口部就設有茶葉科買辦、蠶絲科買辦、絲碎科買辦、中國物產科買辦、保險科買辦。此外，在各地的小規模事務所和單獨持股公司中亦各分派買辦^[7]: 84。

在廣州貿易初期，買辦控制西方商人的補給品貿易，是粵海關監督的代理人。1731年開始，買辦由官府頒發官方牌照^{[9]: 48、73}。當時廣州有兩類型的買辦：為商館服務的「商館買辦」和為船隻服務的「商船買辦」。1842年之後，商館買辦成為外國公司的僱員和代理人^{[9]: 52、72}；在1860年《北京條約》以後，長江和北方更多條約口岸開放後，買辦變得更為重要。在1850年代及1960年代，條約口岸大多數洋行買辦都是廣東人，因粵商比較熟悉對外貿易，他們又為同鄉作擔保成為買辦^{[4]: 51、60-61}。其後廣東買辦的獨佔地位受到浙江人和江蘇人的挑戰，原因之一是廣東買辦擅長的茶葉貿易衰退，而生絲在出口中則保持重要地位，浙江買辦正專營生絲貿易。浙江人也以金融才能著稱，有些外國銀行僱用他們做買辦，如1860年代後期王槐山、20世紀虞洽卿^{[4]: 62–63}。1870年代，許多前買辦在通商口岸建立獨立的事務所，如絲棧和茶棧，鄭觀應、唐廷樞、徐潤都各自開辦茶棧^[2]: 322。買辦多聚居於條約口岸和沿海城市，尤其是香港和上海。著名買辦如唐廷樞、徐潤、席正甫、劉鴻生及莫仕揚等，都活躍於香港和上海^[3]: 278。位於上海的買辦是最重要的，常被稱為總買辦，如怡和洋行的唐廷樞、寶順洋行的徐潤和旗昌洋行的陳竹坪。在20世紀初，廣東人仍在香港構成買辦主體，在上海則由浙江買辦領先^{[4]: 99、64}。

買辦人數從1854年的大約250人，增加到1870年的700人^{[2]: 322–323}，19世紀末有一萬人以上^[4]: 125，到20世紀則增加至二萬人^[2]: 323。1910年代，英美煙草公司僱用買辦，首創貸款給煙農，收購煙草之外也賺取利息^[10]: 10。踏入20世紀，買辦的重要性開始下降。西方商人直接與中國商人打交道，中介人作用減少，第一次世界大戰減少了外國在華的投資，加速了買辦的衰落。中國新式銀行在戰後大幅發展，為華商所採用，為貸款作擔保的買辦也不再那麼重要。西方企業中，英美煙草公司和美孚油公司最早拋棄買辦。1943年中國與西方列強訂立新的平等條約，結束舊的條約制度，象徵著買辦在中國的消失，外國企業的華人主管改稱「華經理」^{[4]: 73–75}。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買辦一詞則一直使用到1968年六七暴動後^[7]: 85。

買辦簽訂合同時，需要有身份擔保人及繳納擔保金，合同上規定代辦手續費、月薪、期限、解約、給洋行帶來損失時的訴訟、會計方法、擔保金利息、債務利息等^[7]: 83。保證人要立一紙保證書或「保單」，由外商代理人作證，並經有關的領事館簽字，合同一式三份，由洋行、買辦和有關外國領事館各保存一份^{[4]: 191、197}。有時簽訂合同時毋需付擔保金，但有違約時的高額罰款規定^[8]: 315。

買辦是晚清時中國最富有的華商，在1870年前後，每個買辦都擁資近10萬兩。買辦通常各有一筆固定薪金，平均年薪為1000兩^{[4]: 122、125、107}。這份薪水只佔買辦總收入的一小部份。買辦主要收入是從交易中向外商收取佣金，平均有2%—3%的佣金。在1860年代，天津的買辦每銷出一箱鴉片即可取得5兩銀。20世紀初，當買辦重要性下降時，從交易中所得佣金下降到0.5%—1%。買辦亦有很多賺外快的機會，將洋行資金和錢票貸放給錢莊而收取利息，有時將洋行資金挪用於私人生意用途，或假造一份定價較高的報價單，吞佔多得的款項^{[4]: 111、113}。買辦往往也利用同洋人的關係，以本人的名義來經商致富^{[4]: 120、115}。

買辦常以洋涇濱英語與外國人交談，當中混雜了漢語、印度語、英語、葡萄牙語和地方俗語，按照中文的語序來講，主要用於口語而不是書寫^[4]: 225。

買辦接替了18世紀行商的角色^[2]: 321，成為洋行同中國人的交易中充當中介人^[4]: 1。買辦的出現導致商人階級興起，他們從西方人學到經營現代貿易的方法，拓展新的貿易方式，投資於新式企業^{[4]: 7、4、264}，成為經營官督商辦企業的第一批人，主持輪船、採礦、紡織、機器製造等企業，為中國工業化的先驅^{[4]: 178、5}，如輪船招商局就由前買辦唐廷樞和徐潤掌管；20世紀早期，買辦虞洽卿、祝大椿、朱志堯都是新式企業的大投資者^{[4]: 4、265}。

19世紀時買辦聲譽頗高，他們能在財政上支持國家實現現代化，被視為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先驅和愛國者。到20世紀初，買辦在民族主義和反帝浪潮下在中國國內普遍受到批評^[2]: 322，1920年代「打倒買辦階級」的口號流行，買辦常被反對者譴責為漢奸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背叛中國與出賣國家利益。1924年，匯豐銀行廣州買辦陳廉伯領導廣州商團反對孫中山在廣州的部隊。這件事經國民黨宣傳，使買辦的形象更醜惡^{[4]: 11-12、242}，被認為有害於國家發展。茅盾小說《子夜》將買辦趙伯韜描寫成主人公民族實業家吳蓀甫的死敵；短篇小說《怪買辦》則將買辦描繪為形形色色的騙子^[2]: 323。1926年，毛澤東認為「買辦階級」是中國社會六個階級之一，其利益依附於在華帝國主義者，是「我們的敵人」^{[11]: 81–82}。受民族主義影響，1949年後買辦在中國大陸備受批判^[7]: 85，「買辦」泛指與外國人有聯繫，充當漢奸的人^[4]: 13，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同謀者、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李鴻章、胡適、梁漱溟都被指摘為「買辦」。1965年電影《東方紅》開場鏡頭，是中國搬運工人在歐洲商人及其買辦的控制下拖著一箱箱絲綢，買辦成為與帝國主義勾結的標誌^{[2]: 323–324}。

正面評價方面，香港買辦何東曾為中華民國政府及香港社會出謀獻策和奔走，因貢獻卓著而贏得各方的認同和讚許^{[12]: 前言}。梁元生指出買辦溝通和服務中外兩邊，對中外通商和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要作用^[3]: 278；張彥台和劉光炎指出買辦是推動中國與世界貿易的關鍵中介，特別在絲、茶等商品的出口貿易中發揮重要作用^[13]: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