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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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列表
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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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政府与政治 系列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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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時代（俄語：Период застоя），或称发达社会主义时代（Пери́од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指1964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特別是鎮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後），至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的二十余年[1][2]（更确切地说，是持续到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此后苏联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改革）。這時期的蘇聯於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均出現停滯。
雖然蘇聯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威望在某些方面有增強，但計劃經濟下經濟增長率低，平均年收入停滯不前，工人怠惰生產紀律差。政治上成為老人政治，昏庸无能成為新常態。事實上，蘇聯社會成為靜態和依靠慣性運作的經濟陷阱社會，各方面也平穩没甚麽大改革，造成許多問題不斷累積。這情况至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執政後才改變。
術語起源
在苏联，“停滞”这一概念源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其中指出，“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开始出现停滞现象”。[3]该术语通常用来指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重建”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民经济中没有任何严重动荡，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高于此前年代（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前半期），但同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生产率动态恶化。
从某些形式指标来看，1964至1986年间国家的发展仍在继续。然而，另一方面，对矿产资源出口的依赖导致经济中缺乏必要的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中非资源部门的增长显著放缓。[4][5][6][7]其表现包括：高科技领域落后、产品质量低、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以及商品短缺——各类日用消费品的供应缺口日益扩大。农业也面临诸多问题，国家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采购粮食。腐败现象大幅增加，异见受到法律追究。[8][9][10][11][12][13][14]
支持将上述时期称为“停滞时代”的人士认为，当时苏联经济的稳定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密切相关。[15]在他们看来，这种情况使国家领导层丧失了推动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任何动力，而最高领导人年事已高、健康不佳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实际上，经济中的负面趋势不断加剧，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科技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价格下跌，部分党与经济领域的领导层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这与当时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同时发生。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头两年（1985年3月至1987年1月），尽管官方承认存在种种困难，但国家生活中并未出现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成为某种“暴风雨前的平静”，而“暴风雨”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爆发”，该全会宣布“重建”为国家官方方针，并成为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根本性变革的起点。
我国六十年的历史充满了可怕的暴力、骇人听闻的国内与国际罪行、数百万人的死亡、苦难、屈辱与堕落。但其中也曾有过——尤其是在最初几十年——伟大的希望、劳动与道德上的努力，以及奋发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如今，这一切——无论是丑恶残暴的、悲剧英雄的——都已沉入相对物质富足与大众冷漠的表面之下。一个等级森严、极度玩世不恭、并且在我看来（对自身及全人类而言）病态危险的社会已然形成，其中支配着两条原则：“走后门”（意为“你帮我，我帮你”的俚语）和日常生活中的伪智慧，后者用一句话概括便是——“鸡蛋碰不过石头”。然而，在这僵硬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普遍的残忍、无法无天、普通公民面对当局时的无权利，以及当局的完全不受制约——无论是对待本国人民还是对待整个世界，这两者相互关联。只要这一切依然存在，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全世界，任何人都不能安于现状、自我满足。
經濟状况
经济中的积极现象
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数据，苏联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920，[17]位列全球第26位（在欧洲范围内，只有葡萄牙以及苏联的盟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指数低于苏联[17]）。
1980年，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18]1960年，苏联的工业产品总量为美国的55%；而20年后的1980年，这一比例已超过80%。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能够独立生产所有重要工业品门类的五个国家之一。苏联在大多数基础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位居世界第一：石油、钢、生铁、金属切削机床、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拖拉机、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构件、铁矿石、焦炭、电冰箱、毛料织物、皮革鞋靴、黄油、天然气开采量、矿物肥料、锯材、反应堆级铀（占世界产量的50%）、铁路货运周转量与客运周转量、多种军事装备的产量、马铃薯和甜菜的总收获量[19]；此外，苏联的鱼类及其他海产品捕捞量、绵羊存栏数、生猪存栏数、发电量、黄金开采量、水泥产量、煤炭开采量、铁路总里程、公路货运周转量、航空货运与客运周转量均居世界第二位。[18][20]
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水泥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到80年代末被中国超越。自1966年起，苏联的人均水泥产量明显超过美国和英国。[21][22]
在那些年代，苏联人口增加了4700万。同时，住房月租金平均不超过家庭收入的3%。其他领域也取得了成就，例如拖拉机制造：苏联向全球四十个国家出口拖拉机，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3]苏联领导层引以为豪的是农业中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保有量持续增长，[24]然而粮食单产却远低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0年，苏联为15.6公担/公顷，美国为31.2公担/公顷，日本为50.3公担/公顷[25]），而且未能实现单产提高——1985年仅为15公担/公顷。不过各地区的差异很大，例如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平均单产为29.3公担/公顷，俄罗斯为15.6公担/公顷，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为21.3—24.5公担/公顷（以上均为1970年数据）。
总体而言，评价农业生产效率时当然需要考虑气候条件。然而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谷物总产量（精加工后重量）是“重建”后的1.5至2倍，主要牲畜存栏量也呈现出类似的比例。[26][27]
从1960年到70年代中期，苏联居民的名义收入增长了近1倍，到80年代初又平均提高了17%。1965年至1970年间，苏联公民的个人消费增长了142%，居民膳食水平显著改善，工业品消费扩大。[28]住房大规模兴建，民众首次开始大量购买私人轿车（年产22万辆的伏尔加河汽车厂第一期工程于1971年投产）。[29]
经济停滞
这一时期也存在消极现象。首先是增长率持续下降，经济陷入停滞：
然而，在最近12至15年中，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显现出国民收入增长率显著下降的趋势。如果说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为5.8%，那么到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比率已降至3.8%，而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几年，则约为2.5%（同期全国人口年均增长0.8%）。这既无法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所需的增长速度，也无法实现生产中技术设备的集约化更新。
——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论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经济社会学的任务》（1983年）
原材料资源的利用效率极低。[30]
苏联的人均谷物产量高于欧共体国家，但从1972年起，苏联不断进口谷物，且进口量逐年增加。这是由于谷物收获损失率较高，加之谷物生产结构不合理，导致饲料用小麦和玉米品种不足。[31]
苏联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与西方的差距也十分显著。例如，计算机技术领域的状况被形容为“灾难性的”：
苏联计算机技术的状况堪称灾难性。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基于过时的元件基础生产，可靠性差、价格昂贵、操作复杂，内存和外存容量小，外围设备的可靠性和质量无法与西方的大规模产品相比。在所有指标上，我们落后5至15年……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正在加速扩大……我们已接近于这样一种境地：不仅无法再仿制西方的原型机，甚至根本无法跟踪世界发展水平。[32]
在科技发现领域，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这方面也看不出我们作用的提升。相反，情况更糟了。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射卫星并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而到60年代末，我们在这个领域（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也失去了领先地位。首批踏上月球的是美国人。这一事实是我们在科技工作广度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显著且日益扩大的外在表现之一。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危机与萧条的时期。而我们在那时，借助于革命所激发的民族奋进精神，以空前的速度建设工业。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赶超美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在追赶美国。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原文如此）开始了，而如今，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看到，我们非但没能赶上美国，反而落后得越来越远。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非但没有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起者，甚至无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的发展生产力的条件更差，难道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资本主义会获胜吗？
当然不是！我们困难的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与社会主义相悖、与社会主义敌对的特点和条件。这一根源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至今尚未彻底消除的反民主传统和社会生活准则。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非经济强制、信息交流限制、智力自由限制以及其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扭曲表现，我们通常将其视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某种代价。人们认为，尽管这些现象对政治和军事领域、对广大社会阶层和整个民族的命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它们并未对国家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至于这一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战前年代工业发展速度的下降反而说明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姑且不谈。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这些现象成了决定性的经济因素，成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经济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大，管理与组织问题被推到了首位。这些问题不可能由一个或几个掌握权力、“无所不知”的人解决。它们需要经济系统各个层面的数百万人创造性地参与。它们需要广泛的信息和思想交流。这就是现代经济与例如古代东方国家经济的区别所在。
尽管对农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另见《食品纲要》）、强制派遣城市居民参加农业劳动以及大量进口食品，但居民食品供应不足仍然是一个长期问题。
但既然您提到了香肠，那么我想说，在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种朴素的商品被选为象征是非常贴切的。不是面包，不是鲱鱼，而恰恰是香肠。因为它满足了一种最普遍的需求，而能买到香肠的能力确实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现实门槛。……在80年代，《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一个证明，恰恰就是质优价廉的香肠短缺。如果对广大民众来说，香肠都成了问题，那么很明显，这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33]
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同，在停滞年代，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的个人副业发展受到鼓励，甚至出现了“个人经营，大家受益”的口号；同时还广泛向市民的社区农圃分配土地。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当局开始谈论“私有财产倾向”已成为普遍现象。公民对福祉的追求日益被视作“贪财”、“牟利”、“囤积”。[28]
根据院士奥列格·博戈莫洛夫的观点，“正是苏联经济的停滞为重建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34]
在1970至1980年代的苏联汽车工业中，存在着影响新型汽车研发与生产的消极现象。这首先涉及民用汽车制造领域。许多苏联汽车厂在1960年代转而生产新车型，并在随后几十年中仅做微小改动持续生产；部分车型，尤其是卡车和客车，一直生产到1990年代初至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只有少数、且主要是新建的汽车厂（如伏尔加河汽车厂、卡马汽车厂和里加巴士厂）能够掌握新车型的生产，而老厂若要生产新车型，则需要进行大规模技术设备更新，这可能会打乱其增产计划。许多汽车厂在新车研发上严重滞后，有时这种研发会拖延数十年，在此期间，车型已经过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计划经济、配套企业在总成和部件研发上的问题、行业资金不足、简单的技术引进政策以及技术差距的不断扩大。例如，苏联无法生产矩形前大灯，需要从民主德国进口。更有甚者，为了研发组合大灯，起初不得不从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之后又购买了法国的生产许可。结果，与西方汽车工业相比，苏联无法提供种类丰富的现代化汽车，尤其是赛车，也无法提供优质的维修保养服务，难以与西方制造商形成有效竞争。这导致苏联汽车在1970年代的对外出口量下降。备件和其他消耗材料的生产也存在问题。这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短缺，这种短缺不仅存在于私人车主中，也出现在国有汽车运输企业里。
商品短缺加剧
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内的商品短缺。[35]在苏联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商品短缺现象，并形成了“卖方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竞争等），生产者和贸易体系对优质服务、及时供货、具有吸引力的设计以及保持商品的高质量毫无兴趣。此外，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种种问题，最普通的日用必需品也会周期性地从货架上消失。
例如，到1972年2月，多个地区的商店中黄油、糖、香肠制品、鱼、乳制品、蔬菜、土豆，有时甚至连面包都消失了。比如，彼尔姆州比谢尔的一位居民写道：“为了买面包，人们从凌晨4点就开始排队。面包早上10点送到商店，但要到11点左右才开始卖。因为面包这种状况，工人们不得不暂时放下车间里的工作，跑去商店。”[36]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大众消费品（所谓“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波及大型工业生产领域（例如汽车制造业——实际上，该行业产品的所谓“自由销售”的整个时期，都是在严格限额和配给制的“市场基金”条件下进行的）。
商品短缺成为阻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970年，尽管大多数食品的消费量有所增长，但仍低于国家官方制定的标准，导致这些“合理消费标准”被大幅下调。然而即使下调后的标准也未能达到（食糖消费量除外）。工资实际上无法得到商品和服务的充分保障：1971年至1986年间，苏联消费品生产增长了2.1倍，而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长了3.1倍。当局意识到商品短缺问题日益尖锐，试图抑制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6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如果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则不得提高工资。自1968年起，许多食品和工业品价格被定期上调；小汽车、家具、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维持高价。[28]
改革尝试
在1966年至1970年间，苏联政府实施了一定的经济改革，其特点是引入经济管理方法、扩大企业、联合组织和机构的经济自主权，并广泛运用物质激励手段。然而，政治领导层很快对任何改革都失去了兴趣。
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种局面的不稳定性：“你们说什么，搞什么改革。我连大声打喷嚏都不敢。千万别让一块小石头滚下去，否则会引起雪崩……经济自由会带来混乱。那可就乱套了。他们会自相残杀。”[37]
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的发展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苏联的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量从1965年的7570万吨增长至1985年的1.935亿吨。其主要原因是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据估算，其中以自由兑换货币结算的出口量分别为3660万吨和8070万吨。据测算，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出口收入从1965年的约6.7亿美元增长至1985年的128.4亿美元，增加了19.2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起，天然气也大量出口。这一时期天然气开采量从1277亿立方米增至6430亿立方米。大部分外汇收入用于进口食品和购买日用消费品。这在当时阶段性地缓解了苏联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农业危机、日用消费品短缺）。[38]
苏联出口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原材料中，相当大一部分并非换取自由兑换货币，而是以转账卢布的形式销往经互会国家。因为缺乏所需的商品，以转账卢布计算的顺差构成了无法动用的资产。例如，1975年至1985年间，苏联因向经互会国家供应燃料和原材料而累积了150亿无法流通的转账卢布。而苏联从经互会国家进口的商品，往往质量不高却比西方产品昂贵得多。例如，苏联为换取来自保加利亚的一单位电子产品所供应的石油量，是从西方购买同类但质量更优产品的五倍。[39]
政策
内政
随着勃列日涅夫上台，国家安全机关加强了对异见的打击——其首个标志便是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案（1965—1966年）。
向彻底收缩“解冻”余绪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在1968年，即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40]1970年初，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新世界》杂志主编一职，被视为“解冻”最终终结的标志。
在这些被“解冻”唤醒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并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该运动遭到国家安全机关的严厉镇压，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87年初，当时一次性特赦了超过一百名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的迫害几乎瞬间消失。据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称，勃列日涅夫本人亲自批准了针对苏联人权运动活动人士的镇压措施。[41]不过，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规模，还是政治迫害的规模，都不算大。[42]每年因“反苏”条款被判刑的人数显著减少：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可能因一个笑话或仅仅是酒后胡言就被逮捕，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反对现政权的人才会被捕。[43]宗教领域的情况也类似：赫鲁晓夫时期全面的反宗教运动，被对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活动人士进行“定点”打击所取代，这些人士有意识地无视歧视性的“宗教崇拜立法”。
“解冻”意识形态收缩的一部分，是“再斯大林化”过程——即对斯大林的隐性平反。[44]1965年5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在多年沉默后首次在会场的掌声中提及斯大林的名字，这发出了一个信号。[45]1969年底，在斯大林诞辰90周年之际，苏斯洛夫组织了一系列旨在为其平反的活动，并接近达成目标。然而，知识界——包括接近权力的精英——的强烈抗议，迫使勃列日涅夫停止了这场运动。[46][47][48]甚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5月8日纪念胜利40周年的讲话中也以正面口吻提及斯大林，但直到1987年初，人们大体上还是选择对斯大林及其时代保持沉默。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从苏联开始出现犹太人移民。许多著名作家、演员、音乐家、运动员和科学家移居国外。
1975年，发生了“警戒号”叛乱事件——这是苏联海军大型反潜舰“警戒号”上一群苏联海军军人武装表现出的不服从行为。叛乱的领导者是该舰的副政委、三级舰长瓦列里·萨布林。
外交政策
在外交政策领域，勃列日涅夫为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政治缓和作出了不少努力。美苏之间签署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过，自1967年起，苏联开始加速将洲际弹道导弹部署到地下井中），但这些条约并未辅之以充分的信任与核查措施。缓和进程因苏联出兵阿富汗（1979年）而宣告终结。
1985年至1986年间，苏联新领导层曾几次试图改善苏美关系，但最终完全放弃对抗政策已是1990年。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权论”这一原则，规定可以对试图推行独立于苏联的内外政策的国家采取威慑行动，直至军事入侵。1968年，因“布拉格之春”，苏联领导层决定由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多瑙河行动）。1980至1981年间，波兰局势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极大不安：当局对大规模反对派工会“团结工会”作出了让步。然而，在苏联日益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的情况下，苏联领导层未敢采取类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干预行动；1981年12月，波兰当局实行了戒严，并对“团结工会”进行严厉镇压。[49][50][51][52]
苏联在不同大陆（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越南、阿富汗等）扩大势力范围的尝试，导致苏联经济遭到消耗，需要为那些低效的政权提供资金。
干部僵化
根据“信任干部”的原则，许多不同部门和地区的领导人任职超过10年（往往超过20年）。部分实例列于表中。
| 实例 | |||||
|---|---|---|---|---|---|
| N | 职务 | 姓名 | 任期 | ||
| 最高领导层 | |||||
| 1 | 苏共中央总书记 |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 1964—1982（18年） | ||
| 2 |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 阿列克谢·柯西金 | 1964—1980（16年） | ||
| 3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尼古拉·波德戈尔内 | 1965—1977（12年） | ||
| 部长 | |||||
| 1 | 对外贸易部部长 |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 | 1958—1985（27年） | ||
| 2 | 内政部部长 | 尼古拉·晓洛科夫 | 1968—1982（14年） | ||
| 3 | 卫生部部长 | 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 | 1965—1980（15年） | ||
| 4 | 外交部部长 | 安德烈·葛罗米柯 | 1957—1985（28年） | ||
| 5 | 文化部部长 | 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 1960—1974（14年） | ||
| 6 | 轻工业部部长 | 尼古拉·塔拉索夫 | 1965—1985（20年） | ||
| 7 | 通用机器工业部部长 | 维亚切斯拉夫·巴希列夫 | 1968—1987（19年） | ||
| 8 | 海洋舰队部部长 | 蒂莫费·古任科 | 1970—1986（16年） | ||
| 9 | 交通部部长 | 鲍里斯·别谢夫 | 1948—1977（29年） | ||
| 10 | 通信部部长 | 尼古拉·普苏尔采夫 | 1948—1975（27年） | ||
| 11 | 中型机器工业部部长 | 叶菲姆·斯拉夫斯基 | 1957—1986（29年） | ||
| 12 | 贸易部部长 | 亚历山大·斯特鲁耶夫 | 1965—1982（17年） | ||
| 13 | 财政部部长 | 瓦西里·加尔布佐夫 | 1960—1985（25年） | ||
| 14 | 电机工业部部长 | 阿列克谢·安东诺夫 | 1965—1980（15年） | ||
|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 | |||||
| 1 |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盖达尔·阿利耶夫 | 1969—1982（13年） | ||
| 2 |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卡连·杰米尔强 | 1974—1988（14年） | ||
| 3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彼得·马谢罗夫 | 1965—1980（15年） | ||
| 4 |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 1972—1985（12年9个月） | ||
| 5 |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 | 1964—1986（22年） | ||
| 6 |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图尔达昆·乌苏巴利耶夫 | 1961—1985（24年） | ||
| 7 |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奥古斯特·沃斯 | 1966—1984（18年） | ||
| 8 |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 | 1940—1974（34年） | ||
| 9 |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皮亚特拉斯·格里什基亚维丘斯 | 1974—1987（13年9个月） | ||
| 10 |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伊万·鲍久尔 | 1961—1980（19年） | ||
| 11 |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贾巴尔·拉苏洛夫 | 1961—1982（21年） | ||
| 12 |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穆罕默德纳扎尔·加普罗夫 | 1969—1985（16年） | ||
| 13 |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沙拉夫·拉希多夫 | 1959—1983（24年） | ||
| 14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 | 1972—1989（17年） | ||
| 15 |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约翰内斯·凯宾 | 1950—1978（28年） | ||
| 苏共地方委员会负责人 | |||||
| 1 | 莫斯科 | 维克托·格里申 | 1967—1985（18年） | ||
| 2 | 基辅 | 亚历山大·博特温 | 1964—1980（16年） | ||
| 3 | 阿扎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亚历山大·特希莱什维利 | 1961—1975（14年） | ||
| 4 | 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米德哈特·沙基罗夫 | 1969—1987（18年） | ||
| 5 | 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安德烈·莫多戈耶夫 | 1962—1984（22年） | ||
| 6 | 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穆罕默德-萨拉姆·乌马哈诺夫 | 1967—1983（16年） | ||
| 7 |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京博拉·马利巴霍夫 | 1956—1985（29年） | ||
| 8 |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巴桑·戈罗多维科夫 | 1961—1978（17年） | ||
| 9 | 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卡利别克·卡马洛夫 | 1963—1984（21年） | ||
| 10 | 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伊万·先金 | 1958—1984（26年） | ||
| 11 |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伊万·莫罗佐夫 | 1965—1987（22年） | ||
| 12 | 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维克托·尼科诺夫 | 1967—1979（12年） | ||
| 12 | 莫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阿纳托利·别列津 | 1971—1990（19年） | ||
| 13 | 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比拉尔·卡巴洛耶夫 | 1961—1982（21年） | ||
| 14 |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菲克里亚特·塔别耶夫 | 1960—1979（19年） | ||
| 15 | 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伊利亚·普罗科皮耶夫 | 1974—1988（14年） | ||
| 16 | 乌德穆尔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瓦列里·马里索夫 | 1963—1985（22年） | ||
| 17 | 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加夫里尔·奇里亚耶夫 | 1965—1982（17年） | ||
| 18 |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 帕维尔·费季尔科 | 1972—1987（15年） | ||
| 19 | 滨海边疆区 | 维克托·洛马金 | 1969—1984（15年） | ||
| 20 |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 阿列克谢·切尔内 | 1970—1988（18年） | ||
| 21 | 阿迪格自治州 | 努赫·别尔泽戈夫 | 1960—1983（23年） | ||
| 22 | 犹太自治州 | 列夫·沙皮罗 | 1970—1987（17年） | ||
| 23 |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 | 鲍里斯·克沃尔科夫 | 1973—1988（15年） | ||
| 24 | 南奥塞梯自治州 | 费利克斯·萨纳科耶夫 | 1973—1988（15年） | ||
| 25 | 阿拉木图州 | 阿桑拜·阿斯卡罗夫 | 1964—1978（14年） | ||
| 26 | 阿穆尔州 | 斯捷潘·阿夫拉缅科 | 1964—1985（21年） | ||
| 27 |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 鲍里斯·波波夫 | 1967—1983（16年） | ||
| 28 | 阿斯特拉罕州 | 列昂尼德·博罗金 | 1967—1988（21年） | ||
| 29 | 布列斯特州 | 弗拉基米尔·米库利奇 | 1964—1977（13年） | ||
| 30 | 文尼察州 | 瓦西里·塔拉图塔 | 1970—1983（13年） | ||
| 31 | 弗拉基米尔州 | 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 | 1964—1983（19年） | ||
| 32 | 伏尔加格勒州 | 列昂尼德·库利琴科 | 1965—1984（19年） | ||
| 33 | 沃洛格达州 | 阿纳托利·德雷金 | 1961—1985（24年） | ||
| 34 | 东哈萨克斯坦州 | 亚历山大·普罗塔扎诺夫 | 1969—1983（14年） | ||
| 35 | 格罗德诺州 | 列昂尼德·克列茨科夫 | 1972—1989（17年） | ||
| 36 | 外喀尔巴阡州 | 尤里·伊利尼茨基 | 1962—1980（18年） | ||
| 37 | 扎波罗热州 | 米哈伊尔·弗谢沃洛日斯基 | 1966—1985（19年） | ||
| 38 | 伊尔库茨克州 | 尼古拉·班尼科夫 | 1960—1979（19年） | ||
| 39 | 加里宁格勒州 | 尼古拉·科诺瓦洛夫 | 1961—1984（23年） | ||
| 40 | 加里宁州 | 尼古拉·科里特科夫 | 1960—1978（18年） | ||
| 41 | 卡卢加州 | 安德烈·坎德连科夫 | 1964—1983（19年） | ||
| 42 | 基辅州 | 弗拉基米尔·济布利科 | 1970—1985（15年） | ||
| 43 | 基洛沃格勒州 | 米哈伊尔·科比利恰克 | 1967—1982（15年） | ||
| 44 | 基洛夫州 | 伊万·别斯帕洛夫 | 1971—1985（14年） | ||
| 45 | 科斯特罗马州 | 尤里·巴兰金 | 1971—1986（15年） | ||
| 46 | 库尔干州 | 菲利普·克尼亚泽夫 | 1966—1985（19年） | ||
| 47 | 库尔斯克州 | 亚历山大·古德科夫 | 1970—1988（18年） | ||
| 48 | 库斯塔奈州 | 安德烈·博罗金 | 1964—1982（18年） | ||
| 49 | 利佩茨克州 | 格里戈里·帕夫洛夫 | 1964—1984（20年） | ||
| 50 | 列宁格勒州 | 格里戈里·罗曼诺夫 | 1970—1983（13年） | ||
| 51 | 明斯克州 | 伊万·波利亚科夫 | 1964—1977（13年） | ||
| 52 | 莫斯科州 | 瓦西里·科诺托普 | 1964—1985（21年） | ||
| 53 | 摩尔曼斯克州 | 弗拉基米尔·普季岑 | 1971—1988（17年） | ||
| 54 | 下诺夫哥罗德州 | 尤里·赫里斯托拉德诺夫 | 1974—1988（14年） | ||
| 55 | 诺夫哥罗德州 | 尼古拉·安东诺夫 | 1972—1986（14年） | ||
| 56 | 新西伯利亚州 | 费奥多尔·戈里亚切夫 | 1964—1978（14年） | ||
| 57 | 鄂木斯克州 | 谢尔盖·马尼亚金 | 1964—1987（23年） | ||
| 58 | 奥廖尔州 | 费奥多尔·梅什科夫 | 1970—1985（15年） | ||
| 59 | 奔萨州 | 列夫·叶尔明 | 1964—1979（15年） | ||
| 60 | 彼尔姆州 | 鲍里斯·科诺普廖夫 | 1972—1988（16年） | ||
| 61 | 普斯科夫州 | 阿列克谢·雷巴科夫 | 1971—1987（16年） | ||
| 62 | 罗斯托夫州 | 伊万·邦达连科 | 1966—1984（18年） | ||
| 63 | 萨哈林州 | 帕维尔·列昂诺夫 | 1960—1978（18年） | ||
| 64 | 北哈萨克斯坦州 | 瓦西里·德米坚科 | 1965—1981（16年） | ||
| 65 | 斯摩棱斯克州 | 伊万·克利缅科 | 1969—1987（18年） | ||
| 66 | 托木斯克州 | 叶戈尔·利加乔夫 | 1965—1983（18年） | ||
| 67 | 图拉州 | 伊万·尤纳克 | 1964—1985（21年） | ||
| 68 | 秋明州 | 根纳季·博戈米亚科夫 | 1973—1990（17年） | ||
| 69 | 赫梅利尼茨基州 | 蒂莫菲·利索沃伊 | 1972—1985（13年） | ||
| 70 | 花剌子模州 | 马季亚尔·胡代贝尔盖诺夫 | 1968—1986（18年） | ||
| 71 | 车里雅宾斯克州 | 米哈伊尔·沃罗帕耶夫 | 1970—1984（14年） | ||
| 72 | 雅罗斯拉夫尔州 | 费奥多尔·洛先科夫 | 1964—1986（22年） | ||
| 73 | 萨拉托夫州 | 阿列克谢·希巴耶夫 | 1959—1976（17年） | ||
社会生活
官方宣称苏联社会中不存在阶级矛盾。但苏联社会绝非同质——“党管干部”阶层享有更高的地位，并能获得大多数苏联公民无法得到的经济利益。
所有艺术、文学和电影作品都是在苏共领导层的不懈关注下创作的，并从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角度加以评价。与此同时，当局也在探索新的宣传形式。例如，在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许多领域和环节进行改造的表述，指出“思想教育工作必须生动有趣地进行，杜绝套话和现成公式的标准组合”。[53]一方面，允许的界限有所拓宽。勃列日涅夫领导层上台之初曾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宽容态度——例如，1965年《共产党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以和解的口吻提及了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画家根纳季·莫辛、米沙·布鲁西洛夫斯基及其他在赫鲁晓夫时期失宠的文化界人士，撤销了解散苏联科学院的威胁，遗传学得到平反，“李森科主义”被最终终结。但很快，作家们就面临了审查的加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别克、阿纳托利·雷巴科夫、格奥尔基·弗拉季莫夫、纳胡姆·科尔扎温等人的作品虽已完成，却未能在苏联出版。[54]同时，风格与斯大林时期相似的文章开始见诸报刊。为此，1966年，25位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为斯大林的镇压政策辩护是不可接受的。[55]
在这一时代，一方面是大规模出版的文学作品、书店货架上堆满“意识形态正确”却令读者乏味的书籍，另一方面是地下图书市场；一方面是众多剧院上座率半空，另一方面是为热门戏剧团体和流行歌星演出票通宵排起的长队；一方面是官方的、被粉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见的表现，如非官方先锋派艺术家的“公寓展览”，当局试图打击这类活动，例如1974年著名的“推土机展览”。[54]此外还存在着“萨米兹达特”（自出版物，不仅包括政治或人权性质的内容，也包括纯文学作品）和“磁出版物”（20世纪60至70年代主要借此传播吟游音乐，而80年代则广泛流行起摇滚音乐）。
在“解冻”时期相对民主化退潮后的“停滞时代”，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名字由此广为人知。
然而，这些在西方赫赫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民间的“思想不坚定”谈话中几乎从未被提及——克格勃通过其线人定期收集的正是这些谈话信息，其内容主要是大胆的打油诗、笑话、对商品短缺和涨价的抱怨，以及酒醉时对国家领导人的侮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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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中仍存在独立于当局的自我组织现象——这首先涉及自然保护以及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退伍军人被允许建立退伍军人组织，这对参加过卫国战争、多年保持与战友非正式联系的男性一代而言意义重大。[56]
《苏联生活》杂志（美国），1984年10月
那时的苏联青年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共青团会议上，他们高呼共产主义胜利和忠于苏共的口号；而在厨房里，许多人却嘲笑“领袖们”。许多人收听“敌方电台”。青年对西方摇滚乐、西方时尚感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几乎每个苏联大城市都有嬉皮士亚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聚集在所谓的“聚会点”或“聚会场所”。1970年4月7日，明斯克一名18岁的嬉皮士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萨科夫遇害后，4月9日，多达500名年轻人聚集在其遇害地点，与民警发生了斗殴。在骚乱中被拘留者及其参与者被学校开除。[57]1971年6月1日，莫斯科的嬉皮士组织了一场在美国大使馆前的反越战示威；有传言称，这是克格勃工作人员挑衅性提议的。但当中约有150名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院子里准备前往大使馆时，他们被送上公交车，分别送往不同的民警分局。部分人以“轻微流氓行为”被判短期拘留，其余人被释放。但随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学院开除并被征召入伍，还有人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58]1971年8月11日，在格罗德诺，约一百名年轻人举着“把手从长发上拿开”、“停止恐怖”、“给摇滚乐自由”、“All You Need Is Love”等标语牌在城里游行，但被民警驱散并拘留。[59]1977年，在列宁格勒，因政治原因被大学开除的亚历山大·斯科博夫和他的同学费利克斯·维诺格拉多夫在滨海大道28号创建了“黄色潜水艇公社”，该公社成为嬉皮士反文化的一个中心。[60]1978年7月4日，列宁格勒发生了一场自发的抗议示威，起因是原定当天在冬宫广场举行的一场有美国音乐家参与的音乐会被取消。
在停滞时期，酒精饮料的消费量持续增长（人均纯酒精消费量从1952年的2升增至1983年的10.3升）。[61]
20世纪70年代，犯罪率上升，特别是杀人、重伤、强奸案件的数量。[62]苏共中央通过了超过15项旨在加强打击犯罪的公开和秘密决议，为此目的也不断对刑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然而犯罪动态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63]
根据1973年至1983年的十年数据，每年犯罪总数几乎翻倍，其中针对人身的严重暴力犯罪增加了58%，抢劫和抢夺增加了1倍，入室盗窃和贿赂增加了2倍。在此期间，经济领域的犯罪侵害增加了39%。[64]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喀山及鞑靼斯坦的一系列其他城市，出现了众多青年帮派——即所谓的“喀山现象”。1978年8月31日，喀山“佳普-利亚普”帮派的成员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跑街”行动，导致数十人受伤，两人死亡。[65]
自杀人数也持续增长——从1965年的每10万人中17.1人增加到1984年的29.7人。[66]
在军队中，这一时期“欺凌仪式”的现象十分盛行。
民族间矛盾也在酝酿，有时甚至演变为激烈的冲突。例如，1969年在塔什干“帕赫塔科”队比赛期间发生了足球流氓骚乱，当地民族主义团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2年在考纳斯（立陶宛）发生了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骚乱，起因是罗马斯·卡兰塔为抗议立陶宛的俄罗斯化而自焚。1981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奥尔忠尼启则市，因印古什人与奥塞梯人之间的冲突发生了大规模骚乱。
死亡率上升与人口酗酒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开展了反酗酒斗争。作为反对酗酒措施的一部分，政府试图通过限制伏特加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并行提高葡萄酒和啤酒的产量，用低度酒替代高度酒。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领导层被责成发现酗酒公民并采取措施，同时制定预防性措施。还建立了劳动治疗所，用于对特别恶性的酗酒者进行强制治疗。[67]
尽管如此，酒精消费量仍持续增长，1976年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已超过人均10升，并稳定在10至10.5升的范围内，直至1984年底。根据非官方统计，若计入私酿酒，消费量甚至超过14升。[68]与酗酒现象同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从1964年的7.6‰升至1984年的11.6‰。[69]
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在他的书中指出：“在1964年至1984年间，伏特加和廉价葡萄酒（特别是用水果和浆果酿造的‘嘟噜酒’）的生产和消费显著增加，其销售收入增长了4倍。旷工现象增多，犯罪率上升，与过量饮酒相关的疾病也有所增加。”书中还指出，到1985年反酗酒运动开始时，苏联的酗酒问题已发展到民族灾难的程度。[70]
与此同时，医学博士亚历山大·涅姆佐夫认为，酒精消费的增长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例如法国在1965年已达到人均17.3升，这迫使夏尔·戴高乐不得不采取政府反酗酒法案。这位研究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当主要的战争创伤愈合之后，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和北美，随着物质富足的增长，酒精消费开始不可遏制地上升。当时最为富裕的瑞典在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间，酒精消费增长了129%。”[71]
根据《俄罗斯统计年鉴》（莫斯科，1994年，第200页）的数据，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部分国家的人均年酒精消费量统计如下：
| 国家 | 1975年 | 1980年 |
|---|---|---|
| 苏联 | 9.9升 | 10.5升 |
| 奥地利 | 11.1升 | 11.0升 |
| 意大利 | 14.9升 | 13.9升 |
| 法国 | 17.3升 | 15.8升 |
盛大葬礼时代
停滞时期的末期常被戏称为“盛大葬礼时代/五年计划”、“灵车/炮架赛跑”、“三年五计划”等。在1980年至1985年期间，苏联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其中包括（括号内为逝世年份）：
- 三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安德罗波夫（1984年）、契尔年科（1985年）；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西金（1980年）、苏斯洛夫（1982年）、佩尔谢（1983年）、乌斯季诺夫（1984年）；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马谢罗夫（1980年）、基谢廖夫和拉希多夫（1983年）；
以及其他领导人。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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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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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值 (帮助) （俄语）. - Дённингхаус В., Савин А.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 «Маленькая сделка» между властью и народом // Родина.
- Додолев, Е. «Кремлингейт» //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 газета. — Москва, 1990. — № 13 января. — С. 2.
- Черняев. А. С. Дневники.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972—1991 гг. —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 Экштут С. А.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 Без анекдотов // Родина.
- И. Брежнева%20и роли%20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20движения%20в истории%20страны.pdf Оценка периода правления Л. И. Брежнева и роли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истории страны
外部链接
- Кратки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брежневского СССР
- Галис, Р. Август 1968: «вторжение русских стало для чехов шоком» «Moje Noviny», Чехия
-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 Эпоха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великолепных фотографиях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колаева
- «Так мы жили»: романтика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в советских фотографиях Владимира Лагранжа
- Жизнь, пойманная врасплох. Снимки легендарн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фотожурналиста Игоря Гаврилова
- Год 1984: Атмосфер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Москвы и москвиче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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