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吉

5世紀勿吉在東夷諸国的位置

勿吉，是中国史书中南北朝时期北魏至北齐间主要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族群。勿吉最初与拓跋鲜卑在4世纪接触，在4世纪至5世纪趁着前燕、高句丽、夫余国衰落南下，与拓跋氏北魏政权取得联系。勿吉与北魏、东魏、北齐维持朝贡关系，与百济结盟，与高句丽、夫余国、豆莫娄敌对。“勿吉”和“靺鞨”多认为是同音异译，但是两者是否相同则尚不明确，因此考古学文化上也难以界定，唯一年代吻合且符合文献记载的考古学文化为靺鞨早期的同仁一期文化。

文献记载

“勿吉”之名最早见于北齐时期成书的北魏史书《魏书》，仅在《魏书》和《北史》有传。[1]“勿吉”首次见诸史料是在北魏建国前，郁律在位期间拓跋鲜卑在317年“东吞勿吉以西”，可见汉文史料中的“勿吉”之名应该承袭了拓跋氏鲜卑语对这一部族的称谓。[2]勿吉向北魏朝贡始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年）：4世纪中叶，勿吉以南的高句丽、夫余国因与慕容鲜卑政权的战争而衰弱；370年前燕灭亡后，虽然高句丽广开土大王在410年控制了夫余故地，但是勿吉也趁着权力真空开始大规模南下，并在475年派遣使臣乙力支与北魏取得了联系。[3]乙力支向北魏报告勿吉与百济密谋通过水路攻击高句丽，并且称勿吉已经攻占了高句丽“十落”，同年百济在与高句丽长寿王的战争落败，由今天的汉江流域（首尔附近）南迁熊津。[4][3]

北魏以勿吉、高句丽、百济皆为北朝藩属为由，劝阻三者之间的战争，此后勿吉和北朝政权保持朝贡往来。在北魏至东魏70多年间，勿吉与北朝来玩密切，有明确记载的朝贡就有30多次，有时几乎一年一贡，朝贡人数最多可以有500多人；在东魏立国的十年间，勿吉向东魏朝贡了6次；而到了高洋建立北齐后，勿吉仅在武平三年（572年）向北齐进贡，这也是“勿吉”之名最后一次见诸史料。[5][6]《魏书》中勿吉为肃慎之后，与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为邻；勿吉的语言在这些国家中“独异”，使臣有名曰“乙力支”、“候尼支”、“婆非”、“俟力归”、“石久云”，在周边国家中以武力著称，和与夫余国后裔的豆莫娄和高句丽等国交恶——《高句丽传》中，高句丽曾经派遣使者芮悉弗到北魏，希望能够联合北魏入侵勿吉，从勿吉手中夺回夫余国故土。[7]

根据《魏书》记载，勿吉国内没有统一的政权，“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3]勿吉的国内有一条大河叫做“速末水”，南部有座大山名叫“徒太山”，鲜卑语中意思就是“大白”，山上有虎豹熊狼，路过这座山不得在这里如厕，必须拿着器皿带走自己的排泄物。《魏书》又在《高句丽传》中记载，勿吉在正始年间（504年至508年）攻占了夫余国，而夫余国盛产黄金。乙力支在延兴年间朝贡后又在太和初年“贡马五百匹”，因此《魏书》记载了他自述的往返行程：根据他的描述，从和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向北200多里有善玉山，再北13日至祁黎山，继续北行7日至洛瓌水，渡河北行15日至太鲁水，之后东北行18日抵达勿吉国内；而从国内出发则是，先乘船沿着難河西上至太鲁河，在太鲁河舍舟向南陆行，渡过洛孤水，沿着契丹西界抵达和龙。[3]勿吉人从事农业，但是国内只有车马而没有牛，因此犁地只能考人力步行推车，种植小米、麦类和葵菜，养猪而不养羊；擅长射箭和狩猎，使用石镞，并且在七八月份制造毒药，涂抹在箭头上。勿吉人居住在潮湿的低洼地，筑城穴居，屋子类似坟墓，入口在上方、通过楼梯上下。勿吉人有口嚼酒的习俗，用人尿洗手，头上插着虎豹尾巴作为装饰，妇女穿着布裙，男子则以猪皮或狗皮为衣。勿吉人结婚时，男子到女方家里按住女方乳房，两人就结为夫妻。勿吉人的葬礼按季节有不同，春秋雨季立即埋葬，并在坟墓上建挡雨的屋檐，而在秋冬则会将死者尸体作为狩猎的诱饵来捕貂。[8]

唐代成书的《北史》与《魏书》内容类似，唯不同在于描述了“勿吉七部”，又称勿吉“一云靺鞨”，分别为：粟末部、伯咄部、安車骨部、拂涅部、號室部、黑水部、白山部。这一段内容和同时期编写的《隋书》“靺鞨七部”雷同。[1]

考证与源流

参见：挹娄和靺鞨

“勿吉”之名，一般认为与辽金时期“兀惹”、元明时代「兀者」，即清代所称「窝集」等部族名称系出同源，在满语等通古斯语系语言中意为森林，指森林中的部族。金毓黻在1940年代的《东北通史》中称“勿吉”、“沃沮”皆满语“窝集”（滿語：ᠸᡝᠵᡳ，穆麟德轉寫：weji，意为森林）之同音异译，当代学术界大多认可“勿吉”乃“窝集”异译之论，其本义为“森林人”。同时，这一名称还有诸多异说，例如林树山称“勿吉”同《晋书·肃慎传》之“傉鸡”，张国庆称“勿吉”为东夷徐淮一带诸稽部北迁的后裔，张博泉称“勿吉”乃东胡语“江民”之称，喻权中、麻晓燕称勿吉为女真语“兀甲”（滿語：ᡠᠯᡤᡳᠶᠠᠨ，穆麟德轉寫：ulgiyan，意为猪）异译，李德山称“勿吉”通“貊羯”，都兴智称通地名“马纪岭”，等等不一而足。隋唐以来的《隋书》、《北史》、《通典》，至于清代《满洲源流考》，传统史学界也多认可“勿吉”通“靺鞨”。[1]

基于“勿吉”和“靺鞨”为同音异译的结论，传统史学界认为“勿吉”同“靺鞨”，勿吉承袭自肃慎和挹娄。乔梁指出，史料中“勿吉”之名最后见于北齐武平三年（572年），而“靺鞨”之名始见于北齐河清二年（563年），两者使用时间存在重合，并且勿吉与高句丽为敌对关系，而隋唐的靺鞨则协助了高句丽侵辽东，这其中尚存疑点，应该谨慎看待“勿吉”与“靺鞨”之间的承袭关系。[9]梁玉多也指出，《魏书》中称勿吉语言“独异”，然而在《新唐书》中室韦语言同靺鞨，同样《太平寰宇记》中室韦的酿酒、饮食、语言同靺鞨，《旧唐书》中渤海国习俗同高丽和契丹，这些记载中的“靺鞨”似乎和《魏书》中的“勿吉”矛盾，而他认为这是因为隋唐时期的靺鞨相较勿吉融合了不同的族系，含义有所扩大。[10]孙进己认为勿吉只是同一地域中“不相總一”的族群之泛称，最后演化为隋唐靺鞨中的隋唐靺鞨中的拂涅部，“拂涅”即“勿吉”之音转。[11]张博泉则推测勿吉居住于嫩江流域的哈尔滨一带，为伯咄部、拂涅部之先世。[10]范恩实则根据《魏书》的地理描述考证勿吉的地理位置，勿吉国中的“速末水”即“粟末水”，“洛瓌水”为西拉木伦河，“太鲁河”为洮儿河，“難河”为嫩江，若以难河命名下游之东流松花江，则符合《魏书》沿难河顺流东北行的记载，勿吉应该为东流松花江中流低平地带的靺鞨先民族群；然而他并不认为勿吉等同于靺鞨中任何一部，《魏书》中的“勿吉”类似于族群概念，而《北史》中伴随着迁移分化为七部的“勿吉”以及后世的“靺鞨”已经不是最初同质的“勿吉”，而只是对这些同源异质群体的泛称。[3]

相较之挹娄，勿吉在习俗略有异同。勿吉和挹娄一样穴居，实行一夫一妻制，擅长狩猎，使用石器，部落各有族长而没有统一的君主，不同的是勿吉形成了所谓“勿吉七部”的部落联盟，实行世袭制度。在丧葬习俗上，挹娄会在死者身体上放置交木，并杀一头猪放在交木上作为死者的粮食，然而勿吉在不同季节埋葬父母有这不同的习俗。勿吉的生活条件较挹娄有所见不：挹娄人只会遮蔽前后，而勿吉人不仅女子穿布裙，男子还穿皮裘；勿吉人不仅会修建城市，还能能够酿酒。此外，挹娄人能够养殖猪、马和牛，而勿吉人会养殖猪和马，国内没有牛。[12]孙进己认为“勿吉”最早指代的不是肃慎族系（通古斯语系）的勿吉人，而是秽貊族系的一部分，最后才作为包括勿吉人在内东北各部族的统称。[10]勿吉应该为与女真语、满语相关的通古斯语使用者。[7]史料中的“勿吉”最初为鲜卑语对勿吉人的称呼，但是这一称呼是否源自勿吉人自谓，尚存争议。[1][2]董万仑认为挹娄占据了秽貊族系的沃沮故地，与沃沮人融合，并借用了“沃沮”的名称转称为“勿吉”。[13]俄国学者沙弗库诺夫还认为靺鞨早期曾和室韦人有过融合，因此相当一部分靺鞨人出现了语言迁移，转为了室韦语使用者。[10]

考古学文化

由于史书中的勿吉仅仅存在不到百年，而且其与靺鞨难以分辨，因此学术界尚难以确定勿吉所对应之考古学文化。[1]从年代上，勿吉早于黑水靺鞨而晚于挹娄，根据文献两者应该为考古学上同一区域内连续的文化类型。[14]考古学上的靺鞨文化一般以“靺鞨罐”为特征，这一文化继承自黑龙江中游的蜿蜒河-波尔采文化类型，在4世纪后期逐渐南下，并分化出三种地区类型：第一种类型史直接继承了此前的蜿蜒河-波尔采文化类型的黑龙江中游靺鞨文化，第二种是牡丹江流域的靺鞨文化，其代表性遗址河口四期覆盖了原先族系尚不明确的河口三期遗存，最后一种为西流松花江流域的靺鞨文化，其遗址覆盖了原先夫余国的西团话文化遗存。[2]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年代上吻合且符合文献记载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属于早期靺鞨的同仁一期文化。[14]

三江平原一带的蜿蜒河-波尔采文化类型大致对应两汉时期，同一时期其南部七星河流域丘陵地带的滚兔岭文化应与其属于同一大类，或可以称之为“挹娄系统”。滚兔岭文化为这一系统的南部分支，在公元3世纪左右的魏晋时期演化为凤林文化。凤林文化内部各个遗址群差异较大、军事化色彩浓重，文化上既有蜿蜒河-波尔采文化特征，也融合了绥芬河流域属于沃沮的团结文化特征。凤林古城在4世纪末期因大规模战争毁灭，它与后继的靺鞨文化没有继承关系。程尼娜认为，凤林遗址源于“挹娄系统”南部分支，并最终为以蜿蜒河-波尔采文化为代表的北部分支（即勿吉人）所取代。[2]乔梁认为，虽然很多学者认可凤林文化为勿吉的考古学文化，并且从年代上这一说法也可以成立，但是凤林文化的混合特征也说了其并非简单继承自“挹娄系统”的滚兔岭文化，并且这种看法无法对应文献中勿吉与靺鞨的继承关系。[9]

同仁一期文化多被认为属于黑水靺鞨的早期遗存，与蜿蜒河-波尔采文化类型有着继承关系。[14]同仁文化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中游流域、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附近，其中同仁一期文化对应的年代为540年至670年，对应南北朝至初唐。其住址为半地穴式，中间放置支撑圆木，屋椽架在圆木之上，屋内铺白色土并在四周铺设木板，这种居住形式和史书中勿吉人“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的描述相符合。[15][16]同仁文化以压制石器为主，兼有少量铁器，并出土有马骨和猪骨，这也和勿吉人养殖猪马的描述相符合。此外，同仁文化亦出现在拉林河流域和松花江上游，吉林市大海猛子遗址的同仁文化出现在了西团山文化之上，其年代测定大约在510年前后，符合史书中勿吉人逐夫余人的描述。[17]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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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14.0 14.1 14.2 郭孟秀. 关于勿吉考古文化的推定. 学习与探索. 2022, (1): 168–174. CNKI XXTS202201020. 
  15. ^ 孙进己 & 孙泓 2010，第85-86頁.
  16. ^ 冯恩学. 黑龙江中游沿岸地区的靺鞨房屋. 边疆考古研究. 2007: 274–289. CNKI BJKG200700014. 
  17. ^ 孙进己 & 孙泓 2010，第86頁.

参考书目

  • 孙进己; 孙泓. 女真民族史.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02. ISBN 978-7-5633-7456-4.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魏書/卷100》，出自魏收《魏书》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北史·卷094》，出自李延壽《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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