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餘國

此条目的主題是扶餘國。关于“扶餘”的其他意思，請見「扶餘」。
夫餘國
夫餘/扶餘
北夫餘/北扶餘
夫餘國在3世紀時的版圖
夫餘國在3世紀時的版圖
地位王國
常用语言夫餘語
历史 
• 国家建立
前3世纪至前2世纪
• 首次朝贡东汉
49年
• 为慕容鲜卑灭国
285年
• 在晋朝协助下复国
286年
• 慕容鲜卑再度入侵
346年
• 为勿吉灭国
494年
前身		 继承
西团山文化
沃沮
慕容鲜卑
高句麗
勿吉
百濟
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汉语名称
繁体字扶餘 ‧ 夫餘
简化字扶余 ‧ 夫余
朝鲜语名稱
諺文부여
汉字扶餘

扶餘（韓語：부여，羅馬化：buyeo），亦作夫餘，是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一个王国，以今天的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主要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扶余自汉朝以来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朝贡国，被视作东夷之一。扶余在朝鲜半岛和高句麗史料中又被称作北扶余或者北夫餘（韓語：북부여，羅馬化：bukbuyeo），但是学术界对于其与并现于史料中的东扶余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争议。[1]

扶余作为古代东北亚较为先进的政权，对区域内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扶余一方面作为朝贡体系的一份子，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长期与汉朝、公孙氏、曹魏、晋朝合作对抗鲜卑、高句丽等部族；在另一方面，扶余对三江平原的统治催生了挹娄早期国家的发展，挹娄最终在曹魏初年叛离扶余，而其后继的勿吉更是和高句丽一起瓜分扶余领土。在慕容鲜卑入侵下，扶余在285年第一次灭国，286年在晋朝协助下复国，但是仍然不时被慕容鲜卑掠夺人口。五胡乱华之后，晋朝无力保护扶余，慕容鲜卑占据辽东，在346年再度入侵扶余，扶余王室为慕容鲜卑所俘虏，扶余故地为高句丽所兼并。494年，高句丽控制下的扶余为勿吉所灭亡。

中国正史称扶余与高句丽语言诸事大多相同，高句丽也曾经在扶余故地建立统治，并受到扶余文化的影响[2][3]。扶余灭亡后，扶余遗民或流入中原、百济，或融入高句丽、粟末靺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和百济都宣称其统治者出自扶余，因此扶余于朝鲜半岛历史也有特殊地位。

国名

文献记载

在中国史料中，扶余之国名大多作“夫餘”，在朝鲜半岛文献中大多写作“扶餘”；同时朝鲜半岛文献中又有“北扶余”和“东扶余”之分，朝鲜半岛学界多以中国史料中的“夫余”对应朝鲜半岛史料中的“北扶余”。[4][5]虽然不少学者试图在先秦古籍中考证扶余的出处，但一般而言“夫余”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6][7]

朝鲜学者李趾麟和中国学者黄震云将先秦《山海经》附禺之山附近的“胡不與之國”作为扶余最早的记载[8][9]。韩国学者李基白、李基東则引用了《史记》同时期学者孔安国为《尚书》所作之传，据“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註 1]，西周初年就有扶余国。[8]另外清代学者吴任臣《字汇补》引宋代邢禺注疏《尔雅》中“九夷”之第五为“鳧臾”[註 2]，认为“鳧臾”即扶余国。[12]

释读

二戰期間日本人拍攝的吉林松花江鐵路橋下松花江邊的東團山，後世考證為夫餘國早期王城遺址

关于扶余国名之意义，比较早的有南宋王应麟《周王书会补注》提出的“夫余”为“濊”之缓读，清朝学者王秋涛和当代学者董学增都支持此说。董学增按《说文解字》“濊”作为族名借音“岁”字、意为“水多貌”，以“濊”为扶余当地大河松花江，并称松花江古名“濊貊水”和“粟末水”实为同音异译。此外，半岛史料中的“东濊”、《说文解字》中特产魵鱼的“濊邪头国”、《后汉书》中特产班鱼皮的“濊国”可能和扶余有着共同的渊源。[13]李徳山批评古汉语中“濊”应该读如今音之“赖”、“厉”，故“扶余”不可能为“濊”之缓读，张士东、杨军等人在此基础上将“扶余”上古音拟作/pǐwalǐa/，应读如现代标准汉语的“部娄”，读音上又可以联系到《逸周书》中的“符娄”，进而推导橐离、扶余、高句丽、豆莫娄、置沟娄、挹娄可能同属于一个带有-yo尾音的族系。[14]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参考了《资治通鉴》中“初夫馀居于鹿山”的说法，认为“扶余”可能与满语ᠪᡠᡥᡡ（穆麟德转写：buhū）和蒙古语ᠪᠤᠭᠤ（西里尔蒙文：буга）为同源词汇，意思即鹿。[8]中国学者傅朗云等又以“鳧臾”字面解读扶余国国名，称“鳧”即野鸭子、“臾”即弓箭，扶余国以这二者作为国家图腾因而得名；傅朗云又猜想了百越北迁而形成扶余，并以百越语解国名为“扶桑树”之盐。[15]中国学者董学增则以“鳧臾”即扶余国不可信，“鳧臾”、“浮渝”应为谐音附会而来的汉化雅称。[12]另外，中国学者赵欣在解释吉林省扶余市地名时，将扶余国与金朝蒲与路及其所在的乌裕尔河流域联系起来，认为“扶余”即来自于乌裕尔河的河流名，盖扶余先祖来自于乌裕尔河流域的橐离国，乌裕尔河也就是通古斯语系中低洼地的意思。[16]朝鲜半岛学者崔南善和李丙燾认为扶余应该与古代朝鲜语中的“夫里”等词同意，演化为现代朝鲜语的“벌”（罗马化：beol），意思即平原，扶余之名取自其国土平坦的地理特征，这种说法是半岛学界的主流观点。[8]

建国神话

中国史料之传说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论衡·吉验篇
参见：东明王和橐離國
东明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

扶余的建国神话最早可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亦见于三国魚豢《魏略》：[7]

“ 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

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豬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鱉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豬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鱉為橋之助也。

”

——《论衡·吉验篇》[17]，王充

“ 舊志又言，昔北方有高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鱉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

——《三国志·扶余传》引《魏略》[18]，鱼豢

橐离国国王想要杀死怀孕的婢女，婢女就称“有气如鸡子来下”而受孕，后来国王将生下来的孩子放到猪圈和马厩中，孩子都受到动物“噓氣”没有死，因此国王相信孩子确实是上天之子，这个孩子就叫做东明；东明长大之后专门负责畜牧、擅长弓箭，国王害怕这个孩子夺取自己的王位而加害他，东明跑到了掩淲水之滨“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受到神蹟護佑的东明渡河後国王的军队无法渡河，最終东明脫身並建立了扶余国。[7]

李东、范恩实、拜因斯等学者都指出，东明神话的故事和《诗经》所记周人始祖后稷的感生神话相仿，东明神话有可能衍生自中国神话，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19][20][21]其中，“魚鱉浮爲橋”的情节也可见于《竹书纪年》中周穆王“架黿鼉以為梁”，《离骚》中也有“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22]感生神话作为常见的神话母题，强调君主之非自然诞生，常用于强化君权神授，其衍生的卵生神话广泛出现于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东亚与东南亚传说中，通常反映了古人对于太阳的崇拜，也和古代朝鲜祭祀太阳神的习俗吻合。[23]外来王之母题则是象征国王超然于被统治者之上，有着与被统治之人民截然不同的高贵特质，但神话中的“外来”未必属实，所谓“橐离国”或纯粹是子虚乌有。[22][19]


朝鲜半岛史料之传说

参见：东明王篇和檀君神话
維基文庫中与此條目相關的原始文獻：
《三国史记》所记高句丽朱蒙传说

成书年代较晚的朝鲜半岛史料大多取材自《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又糅合了檀君神话、朝鲜佛教等要素，真实性可疑，相比之下《三国史记》以及其根据的《旧三国史》更为可信。[24]现将朝鲜半岛史料摘抄如下：

“ 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鸽。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龙光之剑。首戴鸟羽之冠，腰带龙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 ”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东明王篇》引《旧三国史》[25]

“ 先是，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流涙。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賚我令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立爲太子。後其相阿蘭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號曰迦葉原，土壤膏腴宜五穀，可都也』」。阿蘭弗遂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扶餘。其舊都有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 ”

——金富軾《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26]

“ 北扶余：前汉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屹升骨城，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

东扶余：北扶餘王解夫婁之相阿蘭弗。夢天帝降而謂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名迦葉原土壤膏腴。宜立王都。阿蘭弗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扶餘。夫婁老無子。一日祭山川求嗣。所乘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俠流。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為太子。夫婁薨。金蛙嗣位為王。次傳位于太子帶素。至地皇三年壬午。高麗王無恤伐之。殺王帶素。國除。

”

——一然《三国遗事·紀異》[27][28]

综合《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西汉末年扶余王解夫娄因无子求祷上天，收养了无血缘的金蛙作为继承人，将国都东迁东海之滨建立了东扶余；原先的扶余故地（即北扶余）则由天帝血脉的解慕漱统治，解慕漱与河伯女的私生子朱蒙受到金蛙王系迫害，又从北扶余出逃卒本扶余，与卒本扶余王族联姻建立了高句丽；朱蒙以在北扶余所生子为继承人，在卒本扶余所生溫祚、沸流遂又出逃建立了百济。[29]

《三国史记》的记载和《旧三国史》大致相当，这些内容大概上溯到新罗时代的官修史料，据李奎报《东明王篇》序文，东明神话在高丽家喻户晓，金富轼在修《三国史记》删除了《旧三国史》“荒唐奇诡”之内容。[30]然而，高丽高僧一然所修《三国遗事》的内容实际和官修《三国史记》、《旧三国史》迥异，首先是解慕漱降生的地点从扶余王故都改为高句丽发源地屹升骨城（即五女山山城），其次解慕漱的身份由天帝之子变成了天帝，最后扶余王夫娄的身份变成了解慕漱之子、高句丽始祖朱蒙之兄弟，然而《三国遗事》又在同卷引《坛君记》称夫娄为檀君之子、朱蒙之兄弟，那么按理解慕漱就是檀君。[31]同时，按《三国遗事》所引《坛君记》，解慕漱“與西河河伯之女要親”而生下夫娄，又“私河伯之女而後產朱蒙”，如果不存在两个河伯女，这里实际上自相矛盾。[32]所谓的“国相阿兰弗”实际上借用佛祖弟子阿难之名，东扶余所建都的“迦叶原”也是取名自佛祖弟子摩訶迦葉，可见其中的佛教元素。[33]综上，《三国遗事》的内容大概率拼接了扶余神话、檀君神话和高句丽史料，并且明显受到了佛教影响。[34]

东明神话与朱蒙传说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北史·百济传

东明神话又和《三国遗事》所记载的高句丽建国之朱蒙传说高度相似，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为同一神话的变体。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高句丽建国神话系其在4至5世纪改编自扶余建国神话，多数中国学者也持这一观点[35][36]，以李丙燾为代表的朝鲜半岛学者则主张中国古籍误植扶余族系中之卒本扶余（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为整个扶余系统的建国神话，中国古籍中“橐离国”或“高离国”实际上就是高句丽的异写，整个故事应该反过来理解为东明逃出扶余国建立了高句丽。[37]同时，根据《好太王碑》的考古证据，高句丽朱蒙传说在5世纪初就已经成型，而东明传说在中国文献的百济史料中也有所体现：[38]

《三国史记》在讨论百济始祖时，也惑于上述东明、仇台两说，又引了《北史》、《隋书》等上述中国古籍证明百济起源于东明。[40]杨军指出百济之“仇台”、“优台”，实际上也是高句丽之官名，因此大概率是官名指代人名。[41]朝鲜王朝后期学者申景濬通过对比中国和半岛史料，认为中国史料中的东明就是解慕漱，东明或为解慕漱之王号，并且注意到了朱蒙同样王号东明，怀疑朱蒙与扶余之东明为同人。[42]董学增则认为“东明”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古籍中的“朱明”，也就是太阳的别称，《魏书》中朱蒙就自称“我是日子”，《好太王碑》则称“天帝之子”、“日月之子”；或者按照《三国史记》将“东明”解释为“善射者”，将这一传说解读为被称作“东明”的善射民族征服了濊貊原住民。[43]杨军认为，“解慕漱”应为“天子”，“解夫娄”应为“天孙”，两者都是汉语对当地语言的转写，为神话中惯用之称谓，并非人名。[44]杨军又按《三国志》又记高句丽人称祭天为“东盟”，认为“东盟”、“朱蒙”、“东明”应是同音异译，在扶余语中均引申建国之人而非人名，并指出扶余、百济、高句丽传说中之东明固非一人，三国建国传说应该各有渊源。[45]

历史

史前考古

参见：西团山文化、东团山遗址和橐离国

综上所述，文献中有关扶余早期历史的东明神话未必属实，要从考古学上考证早期扶余历史，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望问题。最早解答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池内宏，其推测早期扶余应该在黑龙江阿城一带，随后金毓黻又提出吉林农安说，李健才、武国勋等提出吉林吉林说，孙进己则主张辽宁西丰说，张博泉主张扶余日本海沿岸说，学术界通论为吉林农安至吉林一带。[46][47]随着考古学界逐渐达成共识，将吉林省吉林市一帶的西團山文化为公认的濊人遗址，那么依据东明传说立国于濊地的说法，扶余文化应当是出现于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内、覆盖在西团山文化遗存之上。[48][49]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结果，西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达拉林河、南至吉林哈达岭、西抵伊通河、东以张广才岭和威虎岭为界。[50][51][52]张泰湘、邹越华认为西团山文化衍生自今吉林省宁安市境内的莺歌岭下层文化，侧面反应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族源，而莺歌岭文化一般而言被视作肃慎的遗存。[53][54]董学增否定了西团山文化与莺歌岭上层文化的联系[55]，认为西团山文化系吉林本地新石器文化之发展[56]，西团山的青铜器文化则受到了吉林南部、辽宁北部青铜器文化以及一般视作东胡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57]。

扶餘國在吉林的位置
东团山遗址 早期扶余国都
东团山遗址 早期扶余国都
西团山遗址 濊人
西团山遗址 濊人
西丰西岔沟遗址
西丰西岔沟遗址
莺歌岭遗址 肃慎
莺歌岭遗址 肃慎
泡子沿前山遗址
二龙湖古城遗址 燕国边塞
五女山山城 高句丽紇升骨城
五女山山城 高句丽紇升骨城
农安古城辽金黄龙府
白金宝遗址
白金宝遗址
庆华遗址
庆华遗址
汉书遗址
汉书遗址
上伯官屯古城 第三玄菟郡
上伯官屯古城 第三玄菟郡
永陵南城址 第二玄菟郡
永陵南城址 第二玄菟郡
辽阳 辽东郡
辽阳 辽东郡
扶余文化相关考古遗存

随着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的深入，吉林省吉林市附近发现了以泡子沿前山遗址、老河深二期遗址、东团山遗址、帽儿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这类文化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往往叠压在西团山文化遗址之上，使用半地穴住宅、土圹木椁墓和铁制农具，分布范围在拉林河以南、农安小城子东南、伊通河以东、吉林哈达岭以北的区域，与西团山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58][48]如今，学术界大多认可这类文化为扶余文化，将扶余早期都城在吉林省吉林市市区东团山遗址一带。[59][60][61]

东团山一带的考古发掘始于1937年，中国东北考古先驱李文信曾经在此处发掘出“长乐未央”瓦当、西汉五铢钱、王莽货泉纹陶片等两汉遗物，遗址区东南之帽儿山又发掘出与汉文化、高句丽文化不同的土著文化文物[62][62]；1949年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西团山文化时期、扶余国时期、高句丽时期、渤海国时期、辽金时期的5期遗存，1982年李健才首次将此处确定为扶余早期王城，2000年代的考古研究又将这里确认为高句丽长城的起点——高句丽扶余城，随后的考古证实了这里也是渤海国扶余府城和辽代早期黄龙府城。[63]相比于其他扶余遗址，东团山遗址出土的汉文化元素文物异常丰富，至少证明了扶余国和汉朝交往非常密切，李文信曾据此猜测扶余国内当时甚至还有汉人移民。[64][65]

考古学界有观点认为松嫩平原的庆华文化[66]或者白金宝文化[67]为东明传说中的橐离国，然而鉴于传说的可信度和考古证据的匮乏[67]，上述观点尚未获得广泛接受。[68][69]同样，考古学上扶余文化和高句丽文化虽然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主要文化特征差异较大，尤其是扶余文化墓葬以封土木棺墓为主而高句丽墓葬以积石墓和封土石室墓为主。[2]拜因顿指出，相比起直接被置于玄菟郡境内高句丽县管辖的高句丽，扶余距离汉朝边境更远、政治上更独立，扶余的山城遗址在1世纪初分布最南不过辽宁清原、新宾一带与玄菟郡北界接壤，而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也不过浑江流域，高句丽建国时尚未和扶余接壤。[70]范恩实认为无论是东明传说还是朱蒙传说都缺乏考古学证据，扶余更多是直接来自于西团山文化，高句丽也不太可能是扶余人建立。[71][72]

两汉时期

参见：玄菟郡、濊貊和高句丽
汉武帝于前107年设立的第一玄菟郡与玄菟郡以北、汉朝疆域外的扶余国

虽然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西汉与扶余的关系，但是从考古学角度扶余深受西汉的影响，扶余很可能在西汉就是汉朝的盟友。[73][74]考古学上，汉文化元素显著影响了西团山文化到早期扶余的转变进程。西团山文化虽然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但是青铜器大多来自于辽宁地区，生产生活仍然是以石器为主[75]，当地社会并未显示出明确的社会分化和国家组织，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随着公元前3世纪左右燕国向东北扩张，汉文化元素逐渐取代本土元素成为了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的主流。已知燕国最北在今吉林四平境内的二龙湖古城建立了军事前哨，扶余先民也大概率通过这些燕国前哨与汉文化产生联系，逐渐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76][77]泡子沿前山遗址的考古报告更是提出，随着汉武帝在东北设置汉四郡，大量中原汉人迁入辽东，也有部分汉人来到遗址处生活。[78]前2世纪至前1世纪，在汉文化持续影响下，扶余文化整体从青铜器时代跃迁至铁器时代，扶余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早期国家。[65]与此同时，扶余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草原风格的器物，说明早期扶余或和匈奴、鲜卑建立过联系。[74][79]

辽宁省博物馆藏辽宁西丰西岔沟遗址出土汉、匈奴2种风格的铁剑[80]，这也是中国东北地区长城外最早的铁剑[81]

史料中并没有扶余建国的明确时间，中国学术界大多笼统地将扶余建国的时间定为公元前3至前2世纪。[82]学界多否定《三国遗事》和《旧三国史》中的前59年，从《史记》来看，扶余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前156年－前87年）就已经立国。[8][83]《三国志》在讨论扶余时提到耋老自称“古之亡人”，国王持有自古传承的“濊王之印”，又引《魏略》东明传说，似乎在暗示“亡人”和东明传说的联系，但范恩实据同卷《辰韩传》认为将“亡人”考为秦汉之际（前3世纪末）的燕、秦流民更为合理。[84][85]按《汉书》，濊君南閭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内属辽东置苍海郡，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和中国学者程妮娜等认为“濊王之印”即此事之印证；如果东明传说属实，那么东明要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撤苍海郡后建国才可能获得“濊王之印”。[84]孙进己认为扶余建国应该不早于前119年，不晚于前108年以前，至少汉武帝灭朝鲜设置汉四郡之前建国。[86]

扶余的兴起或与西汉王朝针对匈奴布置的北方边防相关，扶余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新兴的高句丽正中间，在国防安全上有求于汉朝，汉朝也利用了扶余的战略位置稳固了北方边防。[87][88]前75年，西汉为了加强对浑江流域的高句丽的控制，将玄菟郡内迁至扶余、高句丽之间的今辽宁永陵，是为第二玄菟郡，此举制止了扶余的南向扩张，但也令扶余在汉朝的保护下免于高句丽的北上侵扰，扶余和汉朝大概自此建立了正式的联系。[89]第二玄菟郡的主要目的是包围、控制此处的高句丽先民，但实际管理上并未采取流官管理，而以土官封侯为地方长官，高句丽则为玄菟郡下属县侯，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新莽时期。[90]公元12年，王莽向四方诸侯收缴“故汉印绶”而改授“新室印绶”[91]，按《漢書》“莽策命曰⋯⋯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扶余可能当时就是中原的朝貢國，范恩实则质疑这里记载的可靠性，扶余与汉朝正式的交往应该始于东汉。[79][92]

扶余在东汉初年成长为汉朝东北边疆的强国，在维持与汉朝关系同时，不仅成为了东方挹娄的宗主国，还试图以武力压制南方新兴的高句丽。[65]按《後漢書》，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貊人”入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地，遼東太守祭肜招降来犯部族，首见扶余王遣使入貢，光武帝对扶余使者礼遇有加，命令扶余每岁来朝。[93][94]此时经历新莽时代的动荡，高句丽在14年攻占了第二玄菟郡治所所在的苏子河河谷，又按《三国史记》在21年大破扶余，28年与辽东郡爆发冲突——面对高句丽的崛起，光武帝采取了弃地缩边的政策，在32年与高句丽恢复和平，放弃了高句丽侵占的玄菟郡，故边外藩属直接由辽东太守管理。[95][96]为遏制高句丽等边外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东汉在107年[註 3]在今辽宁抚顺境内侨置第三玄菟郡，扶余或是因此在111年入侵了汉朝乐浪郡[註 4]，然而又迅速归附于汉朝，在121年高句丽联合马韩、濊貊入侵玄菟时反过来派王储尉仇台协助汉朝抵御高句丽入侵。[89][64]扶余在120年派遣王储尉仇台入洛阳朝贡，扶余王还在136年亲自朝贡；另據《三國志》，扶余王下葬使用漢朝賜“玉匣”，這是漢朝給等級較高的諸侯藩屬王的禮遇，可见汉朝相当重视与扶余的关系。[100]

檀石槐治下的鲜卑统一了漠北草原，东接扶余、高句丽，与南方的汉朝对峙

第三玄菟郡设立后，汉朝的东北边疆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直到鲜卑在檀石槐领导下兴起，取代匈奴成为了汉朝新的北方边患。[98]檀石槐先是击败了丁零、乌孙等草原部族，又在东方打败了扶余，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在166年悍然南下入侵汉朝。[101]扶余或是受到了鲜卑的胁迫，在鲜卑南侵的第二年和高句丽同时入侵了汉朝的辽东，此战中玄菟太守公孙琙击败了扶余王夫台、斩首千余。[64][89]

两汉以后

参见：燕国 (三国)、百济和挹娄
《三国志》中的东夷分布图

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后，公孙度在汉室倾颓之际接手了公孙琙的地盘，击败乌桓、高句丽称霸辽东，扶余也就成为了公孙氏的附庸。[102]按《三国志》，扶余夹在鲜卑和高句丽之间，公孙度将公孙氏宗室女嫁给了扶余王，扶植扶余以对抗鲜卑和高句丽。[103][89]《魏略》提到高句丽的时候，也说“夫余不能臣也”，说明当时扶余国力强于高句丽。[104]

扶余虽然与公孙度和公孙康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似乎与公孙康之后的公孙氏政权关系恶化。[105]相反扶余在220年这一敏感节点越过公孙氏恢复了汉末以来中断的朝贡，向即将篡汉的曹丕政权称臣，又向汉献帝请求改属于公孙恭所领的辽东郡，体现出来扶余与公孙氏之间的微妙关系。[102][106][107]据《三国志》，扶余人重视丧葬，汉朝在玄菟郡托管赏赐扶余的玉匣，每当扶余国王死后就会从玄菟郡迎取玉匣（金缕玉衣）以安葬，公孙氏和曹魏仍然沿用汉制管控扶余，似乎在扶余眼中，无论是依附于公孙氏还是曹魏、晋朝，都是两汉以来传统秩序的延续。[102]

公孙氏末期，曹魏黄初年间（220年至226年），挹娄因为扶余“责其租赋重”开始反叛。据《后汉书》，早在东汉时，挹娄就热衷于乘船入侵北沃沮。扶余多次讨伐挹娄，却仍无法平息叛乱。独立后的挹娄开始向曹魏单独朝贡，并经常袭扰周边的扶余和沃沮。[108]根据三江平原考古发现，三江平原一带的滚兔岭文化受到扶余影响演化为魏晋时期的凤林文化，发展出了成熟的冶铁、筑城和大豆种植技术，迅速迈入前国家社会。[108]与此同时，扶余在两汉时期受到汉朝庇护，“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但是自汉末以来中原动荡、辽东凋敝，导致扶余无法借助辽东的力量抵御外部正在复兴中的鲜卑、高句丽。[108]拜因顿认为，扶余实则借朝贡之名转换阵营、争取外援。[107]然而魏晋两朝都将挹娄视为肃慎之后，反倒对扶余的对手青睐有加，这加速了扶余的衰弱，诸如寇漫汗的周边小国可能趁机脱离了扶余。[109]

按《三国志》，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挹娄叛乱的扶余国内政治也并不安定：[110]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三國志·夫餘傳

《三国志》的这一段记载时间线混乱，又有“简位居”和“位居”两个相近的名字，夹杂“旧夫余俗”这样意义不明的内容，历来解读不一。[112][113]現給出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的一種的翻譯版本：[114]

拜因斯和李磊都认为这里反映了扶余王权之衰退，扶余王麻余大概率在此后为“诸加”贵族以“舊夫餘俗”杀害，幼子依虑被贵族扶植上位。[115][116]不管扶余王位继承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位居”执政下的扶余和尉仇台非常不同，尉仇台治下的扶余依附于公孙氏、和中原断绝联系，然而位居“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可能是在220年或者238年公孫氏覆滅後和曹魏恢復了聯繫。[116][107]扶余和沃沮本就以北方挹娄为共同的威胁，又按《好太王碑》“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扶余很可能在曹魏退兵之后控制了原属高句丽的沃沮故地，因而高句丽也改称“沃沮”为“东夫余”。[117][118]从《晋书》“频来朝贡”、“世守忠孝”的说法来看，扶余在245年以来直到285年一直效忠于魏晋朝廷。[116]

鲜卑入侵及败亡

参见：慕容鮮卑、東扶餘和豆莫婁
4世纪初的东北亚形势


曹魏初年，慕容鲜卑迁徙到辽西地区，并在238年跟随司马懿转战辽东，协助魏国消灭公孙氏。自慕容涉归以来，慕容鲜卑以辽东以北的边外之地为大本营，积极向外扩张，成为了扶余最大的威胁。281年慕容涉归叛晋失败后，涉归之子慕容廆在284年成为了慕容鲜卑的首领，在即位之初就将扶余定为了首要的扩张目标。285年，慕容慕容廆大举入侵扶余，扶余王依虑战败自杀，国人逃入沃沮故地，慕容部将扶余王城夷为平地，把扶余国上万余百姓抓捕为奴隶，这就是扶余国第一次亡国。[119][120]尽管史料没有解释慕容部为什么要入侵扶余，但是李东和拜因斯推测扶余历来富裕而不尚武力，自然为周边游牧部落所垂涎，可以为慕容廆提供其急需的人力、财富和技术。[121]杨军则根据《晋书》“袭破”的说法，认为慕容部可能是在扶余主力东征挹娄的时候背后偷袭得手。[104]虽然中国史料中没有“东扶余”的说法，但比较主流的意见认可逃入沃沮故地的扶余人成立了朝鲜半岛史料中的东扶余政权。[122][118][123]根据王绵厚考证，吉林敦化的岗子遗址群二期文化中陶豆和扶余陶豆类似，佐证了当时有大量扶余人迁入沃沮地区。[124]如果不是晋朝的干预，扶余国可能就此灭亡。[121]

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其湣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
“
”
晋武帝司马炎，《晋书·扶余传》。[125]

扶余首次亡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在同年以“不救夫余，失于机略”为由下诏免职东夷校尉鲜于婴，任命何龛为新的东夷校尉，要求其协助扶余复国。286年，在扶余王子依罗的请求下，何龛派遣贾沈率领晋军击败慕容廆，成功协助扶余复国。[126][127]慕容廆在扶余复国之后仍然经常剽掠扶余人为奴隶，并将之卖到晋朝，晋武帝不得不下令官府禁止买卖扶余奴隶，并赎买扶余人归还扶余国。[126]289年慕容廆意识到已无法阻止扶余复国，干脆投降了晋朝，转而采取了“尊晋勤王”的策略。[128]随着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朝经历了291年的八王之乱和316年的永嘉南渡，对于远在辽东以北的扶余鞭长莫及，扶余也最终成为了慕容氏的待宰羔羊。[129][129]慕容廆在北方乱世之中，以“尊晋勤王”为名义平定素连、木津之乱，占据晋朝辽东之地，成为了鲜卑诸部中的最强者。333年慕容廆去世，慕容皝先后收复了段部、宇文部、高句丽，最终在346年派大军攻打扶余。[129]按《资治通鉴》：

維基文庫中与此條目相關的原始文獻：
辽宁北票喇嘛洞遗址出土扶余遗民所使用的银钗

按照这种说法，扶余因为“百济”[註 5]不得不避难于西，又因为来不及设防而为慕容部所击破。[131]又按《新唐书》，豆莫婁自称本“北扶余之裔，高丽（高句丽）灭其国”，这个国家受到了勿吉的影响，多推测和金朝蒲与路有关系。[11][135][136]由于高句丽《好太王碑》证实在4世纪末高句丽就已经领有扶余故地，因此扶余更可能是在高句丽威胁下西迁。[137]年代接近的《冉牟墓志》似乎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其中有“慕容鮮卑□□使人□知河泊之孫，日月之子[朱蒙]所生之地，來□北夫餘”，日本學者武田幸男據此認為高句麗和慕容鮮卑圍繞扶余国的歸屬爆發了衝突，最終高句麗佔據了北扶余。[138][139]范恩實雖然否定了双方为此衝突，但還是肯定了高句麗佔據了夫餘國故地，夫餘國在高句麗治下仍然保有國家體制，扶余王可能在高句麗派出的官員協助下治理國家。[138]

至于《资治通鉴》中“西徙近燕”的扶余国与后来成为高句丽附属国的扶余国之间的关系，学界尚存在争议，中国学界主流将两者视为同一国家，认为扶余国晚期存在一次迁都。[140]拜因斯认为扶余王在高句丽的侵略下，率领民众逃离了故都，甚至还来不及建立城防、恢复国家就沦为了慕容氏的俘虏，因此也不存在迁都之说。[137]拜因斯认为慕容皝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出征扶余，扶余国固然国力衰败、不足为虑，但作为长城外久负盛名的中国属国，俘虏其国王并立其为附庸更能彰显慕容氏继承前代之法统。[137]考古学上，属于靺鞨文化的大海猛遗址距离吉林市区仅30公里，高句丽的龙潭山山城就建立在扶余故都旁，考虑到日后扶余故地为勿吉、高句丽所瓜分，因此很有可能此时的扶余故都正暴露在高句丽和勿吉的兵锋之下。[141]

扶余人西迁的说法在近年来获得了考古学和基因学的证据，慕容部首都棘城附近、今辽宁省西部北票的喇嘛洞墓地被确定为扶余人遗址；同时被认为是东扶余的珲春图们江流域一带也发现了三燕风格的瓦当，说明慕容氏败亡后也許有漂泊的扶余遗民最終回到了故鄉。[142]慕容皝俘虜夫餘王後，將扶余玄王立為镇军将军，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扶余王室也向慕容部派遣质子，其中扶余王子余蔚在370年为前秦军队打开前燕国门导致前燕灭亡。[131]按《好太王碑》，高句麗在410年滅亡了東扶餘，此後夫餘國仍然存在——按《魏書》，457年10月北魏文成帝準備東巡遼西，2個月後扶余就來朝貢北魏，很可能扶余國就是藉由朝貢向北魏尋求保護。[29]扶余的滅亡也可能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間接導致，在扶余滅亡前一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而隨著元魏勢力大規模南下，東北邊陲的扶余之處境也每況愈下。[29]按照《魏书》，高句丽向孝文帝之子宣武帝报告了出产黄金的扶余为勿吉所占领，因此无法向北魏提供贡品；而按《三国史记》，扶余王于之前的494年2月“以国来降”，可见扶余国在高句丽控制下仍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为勿吉所灭，王室流亡高句丽。[129][138]

都城与疆域

夫餘國疆域及地形

按《三国志》，扶余在汉长城之北、距玄菟郡千里，国土广可两千里，北有弱水、南接高句丽、西邻鲜卑，土地平旷、适宜农耕。[143]后世的史书，包括《后汉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大多沿袭了《三国志》对扶余的描述。[61]按《三国志》，扶余王持有“濊王之印”，国内王城又是叫做“濊城”，自称为“亡人”，国内城、栅都是圆形。[86]东明传说中也提到，东明度过了“施掩水”，向南抵达了今天的扶余地界。[144]扶余的国土内多丘陵和大湖，在东夷的范围内最为平坦、旷阔，从方位和地理环境来看，松花江上游的吉林盆地符合这样的描述。[86]相比起处于长白山腹地的高句丽、维度偏高而气候寒冷的挹娄、为高句丽隔离的沃沮，处于东北亚地理中心、更接近中原的扶余有着更优越的农业发展环境。[145]

19世纪末美国东方学家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在《朝鮮：隱士王國》中对扶余国的推测示意图

在考古学主流将吉林东团山遗址定为扶余早期都城之前，学者对于扶余的疆域和都城多有猜测。[146][86]清末学者丁谦和金毓黻认为吉林府（今吉林省吉林市）以西，涵盖长春府（今吉林省长春市）、双城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伯都讷厅（今吉林省扶余市）、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区域，都城则在吉林省农安县。[147][148]池内宏则认为扶余存在多处迁移，最初位于黄金产地的阿勒楚喀，后迁徙到吉林珲春成为东扶余，最后为高句丽所迫西迁到吉林农安。[149]日野開三郎则否定西迁说，以扶余为鲜卑所迫迁都吉林东团山一带的鹿山。[150]谭其骧认为扶余应该在今天嫩江中游、北流松花江和拉林河、阿什河流域。[4]张博泉质疑东团山都城说，认为扶余应该在大兴安岭东麓、黑龙江以南的嫩江流域，后向东南迁徙在小兴安岭与挹娄、在老爷岭与高句丽接壤。[151]孙进己则以吉林西丰西岔沟遗址一带为扶余初都之地，后为高句丽所附庸，部分部众北迁吉林、农安一带为北扶余。[150]王禹浪、李彦君则以黑龙江宾县的庆华遗址为扶余初都之地，后扶余逐渐向南扩张，以吉林市东团山遗址为前期王城。[150]综上，关于346年以后的扶余国都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学界多认为存在迁都[140][147]，但是迁都位置分歧众多[147][152]，以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为主[153]，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迁都[137]。

关于扶余的北界，弱水的地望尚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即东流松花江[53][154]，也有少数观点认为是黑龙江[143]。同时《晋书》中的“肃慎”（即挹娄）也是“北极弱水”，那么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这里的弱水指代了东流松花江和汇入松花江的黑龙江下游。[155]孙进己认为既然是“北有弱水”，那么扶余国应该跨越“弱水”的两岸，北界应该在松花江以北，董学增也认为包括了松花江南北之地。[156][157]林沄则认为古文中的“弱水”大多指代西流之水，因此有可能是指代西流松花江。[158]杨军强调无论是东流松花江还是黑龙江都不符合现有考古结果，按西团山文化分布北界来看扶余国在西汉时期的北界应该在西流松花江以北的西流拉林河。[159]另外，挹娄作为扶余的属国在曹魏黄初年间（220年至226年）叛离扶余，此后扶余的北界也应该有所变化。[103][160]

关于扶余的南界，按《三国志》应该在长城和玄菟郡以北，与高句丽为邻。[161]汉朝曾多次设置玄菟郡，扶余曾经隶属于玄菟郡、又距玄菟郡千里，因此了解这里玄菟郡的所指对于确定扶余的方位至关重要。李东认为扶余应该是距离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第一次在朝鲜半岛东北沃沮故地设置的玄菟郡千里，由于“夷貊”（可能指高句丽）侵扰，汉朝又不得不将玄菟郡内迁至今辽宁省新宾县附近的高句丽县，此时扶余才归属于玄菟郡，最后高句丽兴起后玄菟郡又被迫内迁至今沈阳市一带的辽东郡境内，此后与扶余断开联系。[162]一般来说，这里的玄菟郡不太可能是日本海沿岸的第一玄菟郡，大抵在沈阳、抚顺之间，按照汉制千里约合今350公里，“距玄菟郡千里”差不多在吉林农安至吉林吉林的范围内。[161]高句丽在246年前后攻破玄菟郡高句丽县，高句丽县大概在今天辽宁新宾一带，那么扶余与高句丽的分界线应该在浑河、辉发河上游分水岭一带。[163]

关于扶余的西界，鲜卑在东汉南下后不断侵蚀扶余领地，因此理论上在鲜卑南下前扶余疆域应该更为广阔。[160]西汉时期鲜卑为匈奴属国，匈奴的东界在辽河一带，汉武帝时期鲜卑开始由大鲜卑山南迁到大泽一带，后来又在东汉初年从绕乐水流域（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迁移到长城沿边，91年后更是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匈奴故地。[156]杨军认为在鲜卑南下前可以到辽宁彰武一带，李健才认为扶余西界在吉林白城一带，孙进己认为东汉时扶余西界在吉林通榆一带。[160]鲜卑南下之后，按《中国历史地图集》，鲜卑与扶余以辽河为界，至于辽河迤北，或以伊通河为界，或在东西辽河汇流处至松嫩汇流处一线。[164]

扶余的东北与挹娄接壤，扶余和挹娄又是东沃沮的北界。[164]清代以来的学者对于沃沮地望多有分歧，有吉林珲春、黑龙江宁安、绥芬河流域、兴凯湖附近等说法。[165]考古学上以团结文化为典型的沃沮遗存，东康文化为典型的北沃沮支系遗存。[53]团结文化的分布北界在今黑龙江鸡西和七台河交界处的完达山，与典型挹娄遗存的滚兔岭文化接壤，西与西团山文化为邻。[53]同样据考古结果，代表挹娄的蜿蜒河类型（俄罗斯称波尔采文化）的南界也在黑龙江完达山一带，汉魏时期向西没有越过小兴安岭，也没有在牡丹江流域分布。[143]

经济

吉林西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豆

《三国志》中提到扶余“土地宜五谷”、“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说明农作物的收获情况对于扶余国的社会和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农业是扶余经济的支柱。[166]另外，在东明传说中，东明曾被父母抛弃于猪圈和马厩，说明畜牧业也在扶余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166]

至少在三国时代，扶余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不逊色于中原的水平，并且有大量剩余粮食。曹魏征高句丽时曾要求扶余提供粮草，即是一证。[167]从考古结果看，扶余随葬品中有铁镬、铁锸、铁镰，这些生产工具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技术水平和辽东汉地相当。[145][168]《三国志》两次提及“五谷”，结合考古资料扶余之“五谷”应该是指黍、粟、麻、豆、高粱。[169][170]就目前的考古而言，糜子可见于汉书二期遗址，金色狗尾草草籽（粟）和野黍（黍）可见于西团山文化墓葬，西团山遗址有发现麻布（麻），大海猛遗址又有中国最早的栽培型大豆标本（豆），辽宁辽阳的三道壕遗址有发现过高粱遗存（高粱），并没有发现水稻。[171][172]目前没有考古证据表明扶余人会种植蔬菜和水果，按《三国志》“不生五果”，扶余不适宜中原流行之水果栽培，但是在西团山文化遗址中有出现山核桃、榛子的遗存，说明扶余先民也会采摘野生果实。[171]

扶余的畜牧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三国志》称“善养牲”、“出名马”。扶余国也以六种牲畜命名官职，有马加、牛加、猪加和狗加，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和牛，在扶余习俗中牛蹄可以用于占卜，牛、马可以作为赎罪物，说明其相对普遍。[173]西团山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随葬猪牙，而大海猛遗址发掘出猪、牛、羊、狗的肩胛骨和禽类骨骼，泡子沿前山遗址还发现了牛、羊、兔的牙齿，都佐证了扶余的畜牧业发展。[174]马在扶余畜牧业中有重要地位，老河深汉代墓葬中11座墓葬有马随葬，24座墓葬中出土车马具117件，其中有骨角质、铜质、铁质的各类马镳、马衔、当卢、节约、铜铃等等，铁马衔就有30件。[175]另外，史书提到扶余特产赤玉、貂狖、美珠，证明了扶余也有一定的采集经济和狩猎习俗。[176]不过，扶余的这些特产也可能是取自挹娄，《三国志》在讨论挹娄时也提到了类似的特产，而挹娄曾经臣属于扶余。[177]

除了农牧业外，扶余国内还有以金属加工、服装纺织、陶器制造为主的手工业。[178]董学增根据现有考古认为，直到西汉早期，扶余的铁器仍是和中原形制一致，以中原输入为主，但是在西汉时期受到汉文化影响扶余人逐渐掌握了铁胚锻造等铁器加工方式，最后在东汉初期之前就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扶余墓葬的铁器按年代逐渐增多，并且比较普遍的出现于各类墓葬中，而老河深墓地发掘出的甲冑证明了扶余人可以制造早期低碳钢，侧面体现了扶余人金属加工水平的进步。[179]《三国志》提到“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1980年代发掘的吉林市帽儿山遗址曾经出土过20多件丝织品，其中还有“帛画地图”残卷[180]，这些丝绸制品应该是输入自中原，平民应该仍是以土产的狗皮、羊皮、麻布为服装[181]，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的陶器上就发现了麻纤维制品留下的痕迹[182]，上流阶级还会穿着狐皮、貂皮制作的大衣[178]；考古中也发现了大量金银饰品和玛瑙、琉璃、骨、绿松石等宝石饰品，还有飞马牌饰、鹿纹牌饰、虎纹牌饰、金银指环、银铜腕饰等工艺要求较高的手工艺品。[175]《三国志》提到扶余人使用俎豆[181]，现有考古中扶余的陶器以侈口斜颈壶、侈口深腹罐和多种类型的陶豆为主，与高句丽的多种类型耳陶罐、侈口鼓腹罐、无耳深腹罐差异较大，其中罐形豆、杯式豆和钵式豆则是扶余陶器中最独特的类型。[2]

人口与军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团山文化石斧

按《三国志》，三国时期的扶余国“方可二千里”，与高句丽面积相当，但是有8万户居民，远远高于同时期高句丽3万户的人口，与“方可四千里”的三韩总十多万户相当，是东北亚除中原边郡外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167][145]此后，扶余国接连受到慕容鲜卑的打击，大量人口为鲜卑所掠夺。285年，扶余国第一次灭亡，慕容氏将1万余扶余人掠夺为奴隶，将王城夷为平地，并没有占据扶余。[145]346年，慕容部又从扶余掠夺5万人口，根据杨军的估算所掠夺人口相当于扶余国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扶余从此一蹶不振。[183]

按《后汉书》，扶余的军队少则七八千，多则2万多，并且兼具步兵和骑兵，总兵力应该高于2万。[184]现有扶余墓葬中，发现有箭簇、环首刀、矛、剑、剑囊、护心镜、盔冑、甲片、马镫、马衔、马镳等种类丰富的武器，并且大多数为自制武器，《三国志》也说扶余“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185]按照《后汉书》和《三国志》，扶余人耋老自称“古之亡人”，国内城栅都是圆形，像是中原的牢狱一样，东团山遗址和蛟河新街、福来东古城的遗址也都是圆形城池。[186]根据战国青铜器和汉代画像上的纹饰，理论上扶余也应该有水军，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舟楫的文物遗存。[187]

风俗

根据《后汉书》，扶余人体态“粗大”，性格“强勇”而又“谨厚”，并且不会做“寇钞”之事，也就是从汉朝人角度来说扶余人剽悍勇武而又相对文明友好。[188]扶余人热爱唱歌和舞蹈，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唱歌，新年还会举办连续几日的“迎鼓”祭典，一起唱歌跳舞来祭祀上天，其舞蹈形式应该类似于高句丽画像砖中的长袖舞。[189]“迎鼓”的习俗可能受到了商人“楹鼓”风俗的启发，一般在“殷正月”举行，“迎鼓”期间还要召开“国中大会”，决断诉狱、释放囚犯、祈求新年。[178]扶余王到东汉朝贡的时候，汉顺帝还“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100]

扶余人相信天人感应和万物有灵，重视占卜和祭祀。[190][3]按《三国志》“旧夫余俗”，扶余人会在水灾、旱灾、收成不好的时候将问题归咎于国王，杀死或替换国王以替天行道。[190]又按《三国志》，扶余人会像商朝一样用占卜决定国事，每当军事行动时会杀牛查看牛蹄，牛蹄合上则为吉利，分开则为不吉。[191]扶余和高句丽习俗相通，应该一样都有祭祀祖先的习俗，高句丽还会到拜祭妇人像的扶余神（柳花夫人）和始祖扶余神之子（朱蒙）。[191]从东明传说来看，扶余人应该认为猪、马、鱼、鳖等都有灵性，朱蒙传说中扶余王也曾经向山川祈求继承人。[192]

扶余有着和匈奴一样的收继婚，女性在丈夫死后会嫁给丈夫的兄弟。[193]从传说来看，扶余人与高句丽人可能存在通婚。[3]扶余的法律禁止通奸，无论男女通奸都要被杀，又严惩不满多妻制的“妒妇”，被杀者则会曝尸于国都以南的山上直至腐烂，需要女方家属提供牛马才能赎回尸体。[194]扶余人曝尸的国都南山则被认为是吉林市东团山遗址以南的帽儿山遗址，这里发掘出了超过200座墓葬，佐证了东团山遗址为早期扶余王都。[195]扶余多数人应该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少数贵族阶级实行一夫多妻。[178]根据现有墓葬来看扶余存在着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存的婚姻制度，其中老河深扶余墓葬中体现一夫一妻的墓葬有22组，体现一夫多妻的有5组[193]；男女墓葬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墓葬的随葬品一般多于女性，女性一般只有玛瑙珠和通腕饰随葬[196][197]。

扶余盛行厚葬。[198]按照《魏略》，扶余人一般会停丧五个月，并推崇丧期越久越好，并且会向死者供奉或生或熟的食物，死者亲属则会身穿白色衣服，妇女去除装饰品，和中原披麻戴孝的习俗相似，《三国志》还补充扶余人在夏天会用冰来延缓尸体的腐化。[196]《三国志》还称扶余人丧葬会使用人牲，有时会使用多达数百人殉葬，从目前的考古来看只有看到马匹殉葬，并没有发现活人殉葬。[198]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扶余人会使用精美的随葬品来厚葬死者，但是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随葬品，很多下层阶级的墓葬甚至几乎没有随葬品。[199]从随葬品的性质来看，大多可能是死者生前所用，并非是为了陪葬专门定制，并且不局限于贵重的金银饰品，还有很多生产工具。[198]按《三国志》，扶余王下葬则要使用汉朝赐予的玉匣，常常会从玄菟郡迎取玉匣，这种礼仪应该是通行于汉代的诸侯国，但是考古资料暂时无法证实这一点。[198]《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都提到扶余“有椁无棺”，“棺”一般是头尾不对称的尸体容器，“椁”是套在“棺”外面的矩形容器，帽儿山遗址和老河深遗址的墓葬大多符合这样的描述。[200]

扶余的生活习俗深受中原的影响，但也有独特之处。[201][202]东明传说中就可能有借鉴中原传说之成分，而扶余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有大量输入自中原，扶余王的丧葬也需要用到玄菟郡保管的玉匣，扶余许多习俗都和殷商相似。[201]扶余崇尚严刑峻法，其禁盗、禁杀、禁淫，也和殷商之后的箕子朝鲜“八条之教”类似，其殉葬也和商朝类似。[203]按《三国志》“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国”，《魏略》“其居喪……大體與中國相仿佛也”，扶余的礼仪习俗应该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汉朝制度的熏陶，但是又按《三国志》“在國衣尚白”、“出國則尚繒繡錦罽”，说明扶余对内和对外所用的服装制度有所不同。[202]《三国志》还描述扶余人对于汉朝派来的翻译传话都跪拜臣服、表现得毕恭毕敬，伏地轻声细语。[202]

语言

主条目：扶余语和扶餘語系
擬構中的扶餘語系地圖

目前几乎没有关于扶余语的语言学记录。[204]《三国志》称高句丽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与扶余同”，扶余语理论上和高句丽语、沃沮、东濊类似，不同于挹娄的语言（通古斯语系），但目前所见文字只有汉字。[205][178]又按《新唐书》，达末娄自称本“北扶余之裔”，语言则接近于邻近的契丹、库莫奚、室韦，和勿吉的语言（通古斯语系）不同[206]，那么扶余和达末娄的语言应该和东胡同源，属于今天的蒙古语系。[207]中国学者景体渭认为扶余人来自于北发，为古亚细亚语系和蒙古语系接触后发展而来[208]；尹铁超、赵志刚则论证扶余语和通古斯语同源[209]。韩国学者李基文则将高句丽语和扶余语归纳为扶余语系，认为其和朝鲜语同源，而美国学者白桂思则认为扶余语系和日语同源。[210][211]

政治

官制与社会阶级

《三国志》提到扶余“以六畜名官”，又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而《后汉书》也提到了“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212]高富顺、刘景文认为“以六畜名官”应该表示扶余境内畜牧业比较发达，但是《三国志》却只有四加，缺少了“羊”和“鸡”，单凭文献不能确定扶余国内是否存在“鸡加”和“羊加”。[212]与独有偶，高句丽国内也有含加的官名，包括相加、古雏加、大加、小加，理论上两者的“加”应该相通，而扶余主管四出道的“诸加”更类似于扶余王统辖下各部落酋长的贵族尊号，而不是官僚体系中的官名。[213]

扶余的“大使、大使者、使者”同样缺乏记载，只能比对高句丽“诸大加亦自置使者……如卿大夫之家臣”来看，“使者”一类的官职应该就是国王的家臣，应该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皇帝近臣、御前侍卫、大内总管之流，专门服务于王室，常由贵族子弟担任；扶余国内就有牛加兄子，也是以贵族子弟身份出任“大使”。[214]考虑到高句丽的建国时间晚于扶余，而高句丽在建国初期就有“大使者”、“南部使者”，高句丽的“使者”可能是借鉴了扶余的政治制度。[212]从“大使、大使者、使者”所体现的职位分类来看，这类制度可能出现了和中国官制类似的品位色彩，向着早期官僚制度演进。[215]

扶余国王都以外的地方主要划分为“四出道”，由牛加、马加、猪加、狗加等诸加分别管理，诸加之下各出道又有各个邑落由豪民管理，邑落中“名下户皆为奴仆”。[216][217]扶余国王和诸加之间应该类似于周朝的分封制度，以宗族为纽带维系统治，扶余和高句丽的传说中也描述了贵族带着宗族成员离开宗主、开辟新的领地，应该也是这种制度的反映。[218]按照杨军的观点，牛加、马加、猪加、狗加应该是4类诸加，并且除了诸加之外还有别的领主出掌“四出道”，诸加统辖“四出道”的邑落数量不一，“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按照扶余国8万户的总人口来看应该会有数十位领主。[219]由于邑落皆“主属诸加”，诸加之下又有“别主”、“豪民”代为统治，因此诸加相对独立于王权、有着自己的军队，正如《三国志》所说“有敌，诸加自战”，诸加也凭借其权势可以影响王室的继承事务。[220]

从考古发掘来看，扶余的地方统治主要依靠于修筑有城池的邑落，诸加、豪民和国人居住在城内，而下户居住在城郊，国内“家家自有铠仗”来统治城郊的下户。[218]学术界对于“名下户皆为奴仆”存在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下户”与“奴仆”的关系，一部分认为“下户”就是“奴仆”，另一部分认为“下户”可以变成“奴仆”。[221]朝鲜学者李趾麟认为应该为“民，下户皆为奴仆”，应该还存在一个平民阶层，但是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否定。[222]张博泉认为“名下户皆为奴仆”应该理解为诸加、豪民占有下户为奴仆，下户就是贵族拥有的生产奴隶。[223]刘凤翥、朴灿奎认为这里的“下户”不等同于“奴仆”，而是作为自由民的下户被贵族占有后才变成了奴仆，下户不能服兵役而只需要提供后勤。[224]榆树老河深中层墓地作为典型的扶余邑落墓葬，体现出了阶层分化、聚族而居的特征，总体来看属于诸加或者豪族的墓葬，墓葬中既有高等级人群也有高等级人群的依附者，奴隶也会以宗族的形式埋葬在主人家族墓葬的周边，按范恩实即便是扶余的国人以上阶级也体现出来巨大的财富差距。[225][197]

王室地位

东汉赐予扶余之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

按《三国志》“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早期扶余之王权并没有摆脱贵族政治之阴影。李丙燾认为这一条反映了扶余选举继承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并行的政治现实，井上秀雄则认为扶余实行名义上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实际上的选举继承制，如果按照《三国志》原文简位居之后都是父子继承，扶余似乎正在向着强化王权的方向转型。[226]范恩实依照英国神话学家弗雷泽的理论对比早期扶余之王权，国王作为原始社会中超自然神性的承载者，也会为自然灾变负责，国人可能会通过惩治国王来干预自然现象，当国王的神性衰弱后则会处死国王来让神圣之灵魂重生于健康之躯。[22]

与汉朝的交往很可能刺激了王权的膨胀，扶余也在效仿汉朝建立中央集权，逐渐摆脱原始政治。[227]根据《三国志》，扶余王死后需要使用汉朝册封的玉匣下葬，扶余王也借由册封体制巩固了自身王权。[228]结合《后汉书》嗣子尉仇台的记载和《三国志》“無適子，有孽子麻餘”的记载，扶余国至少在120年就建立起王位继承制度，并演化出立嫡原则。[229]王权的增强也体现在军事方面，扶余王室可以调动的军力从111年的七八千，到121年、167年的两万；另一方面，“使者”这类直接听命于王室的私臣出现，其中“大使”位居虽然不是“大加”贵族却可以有相当的权力，证明独立于贵族的行政官僚制度正在形成。[230]然而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扶余的王权在后期还是出现了衰退，“诸加”贵族开始利用“旧扶余俗”选举、杀害扶余王并操弄王室废立。[115][116]

与高句丽、靺鞨的关系

参见：高句丽君主列表
朝鲜王朝史书《东史纲目》中从夫余王解慕漱开始的高句丽王系图

高句丽在国内供奉扶余母神[231]，宣称自己的王室出自北扶余。[232]虽然《三国史记》一再强调高句丽与扶余的亲缘关系，扶余王带素于22年去世后扶余与高句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但是考虑到双方战争中提及的地名不太可能在早期高句丽的活动范围内，带素的事迹很可能反应了扶余国晚期高句丽入侵的历史事实。[233]《三国志》中虽然提到了扶余与高句丽文化上相似，但是并没有提到高句丽王室出自扶余王室，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414年的《好太王碑》和6世纪的《魏书》。[234]这种转变很可能和346年慕容氏俘虏扶余王有关。[234]高句丽在342年占领了扶余国故地，又在410年征服了东扶余；随着大量扶余人加入高句丽并参与政治，高句丽王室为增强王室权威、笼络扶余人心也有动机改造扶余建国的传说。[232]通过强化自身与扶余的联系，高句丽不仅可以正当化自身对于扶余故地的吞并[235]，还可以在利用扶余与中原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中华朝贡体系中谋取更有利的地位。[236]

高句丽治下的扶余人逐渐为高句丽同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扶余人融入勿吉，演变为浮渝靺鞨，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粟末靺鞨。[237]在494年勿吉灭亡扶余后，粟末靺鞨控制了扶余国故地，高句丽与粟末靺鞨在6世纪末围绕扶余国故地爆发冲突，迫使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内附隋朝，高句丽还多次切断粟末靺鞨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路线，这也是隋朝和高句丽的战争的导火索之一。[238]高句丽灭亡之后，继粟末靺鞨兴起的渤海国在粟末靺鞨故地建立了扶余府，并且同时宣称继承了扶余、高句丽和靺鞨的法统，渤海使节曾经对日本天皇称自己的国家“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239]渤海国为契丹灭亡后，扶余府的渤海国遗民仍然持续抵抗契丹人的统治，甚至10世纪的燕颇叛乱也以“渤海国浮渝府”为名号，自此之后扶余更多只是一个地名。[240]

与百济的关系

参见：百濟君主列表

虽然学界对于百济的起源尚存在争议，但是存世文献一致认可百济王室可以追溯到扶余王室。[241][242]《三国史记》中更加偏向于百济直接起源于高句丽而通过高句丽追溯到扶余，然而至少从百济人的描述来看百济是直接起源自扶余[232]。百济人的这种说法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学者对于如何联系史料中的百济王系和扶余王系有着多种假说。[116][241]按唐修《百济传》扶余王仇台[註 6]娶了公孙度的女儿，在公孙氏的支持下“遂为东夷强国”，最后在建百济国于带方郡故地。[102][245][116]半岛学者李丙焘就猜想扶余王“仇台”的“台”应该音同“怡”，“仇台”即韩语的“고이”（转写：koi），正好可以在朝鲜语里对应“古尔”的读音，活跃于3世纪的古尔王在年代上可以和仇台对应，也是韩国学界公认百济实际上的开国君主之一。[246]其次，关于扶余王室如何南下建国也缺乏文献记载，白鸟库吉猜测285年流亡沃沮的东扶余后又南下成立百济[247]，李磊则则提出扶余王室后人在245年跟随王颀南下带方郡与三韩部落交战并最终建国[116]。在另一方面，考古学和语言学显示早期百济和高句丽（而非扶余）的联系极为紧密，因此也有可能是百济为强调自身不同于高句丽的独立起源，而有意托辞于扶余。[247]

君主列表

这个部分摘自：扶余君主列表 § 扶餘[编辑]
朝鮮半島史料之王系 中國史料之王系
王名 三国史记 三国遗事 在位時間 王名 中国史料 在位时间
解慕漱 扶余故都称王[248]
自称天帝之子而不知所从来，朱蒙之父[248] 		北扶余王[249]
天帝[249] 		前59-?[250] 东明 夫余王[251]

橐离国王子，天之子[251][252][253]
百濟始祖仇台祖先[253]

无考
世系无考
解夫娄 扶余王 → 东扶余王[254]

柳花之丈夫，金蛙之养父[254][255]

北扶余王 → 東夫餘王[249][256]
解慕漱之子[249] 		无考 夫台 夫餘王[257]
入侵晉朝為玄菟太守公孫琙擊敗[258] 		160年代-180年代[259]
金蛙 东扶余王[255]/扶余王[260]

解夫娄之养子[254]

东扶余王[256]

解夫娄之养子[256]

无考 始 夫餘王[257]

率領夫餘入侵漢朝之樂浪[257]

註：文本歧義，或無此王[259]

无考
带素 北扶余王[261]/东扶余王[260]/扶余王[262]

[261]
金蛙之长子，曷思王之兄，与朱蒙同辈[248][260]
为高句丽大武神王所杀[260]

末代东扶余王[256]
金蛙之长子，朱蒙之同辈[263]
为高句丽王無恤所杀，此后国灭[256] 		-22年[264] 尉仇台 夫餘之嗣子[257] → 夫餘王[265]
初代百濟王[253]
東明之後人[253]，公孫度的女婿[265] 		120年代-160年代[259]
180年代-200年代[259]
注：杨军认为有两个尉仇台
前6年-22年[266]
世袭无考 世系终结 100年-194年[267]
简位居 夫餘王[268]
尉仇台之子[269] 		200年代-220年代[259]
麻余 夫餘王[265]
簡位居之孽子[265] 		220年代-240年代[259]
依虑 夫餘王[265]
麻餘之子[265] 		240年代-285年[259]
依罗 夫餘王[270]
夫餘之后王[270]
請求晉朝協助復國[270] 		286年-？[259]
玄[271] 夫餘王[271]

為慕容燕俘虜，慕容皝之女婿[271]

无考
世系无考

参考资料

注释

  1. ^ 李基白、李基東称引伏生《尚书大典》，实为误引，据《尚书正义》孔安国传更正。[10]
  2. ^ 张博泉引唐代李巡注《尔雅》称亦有此条，但林沄以其为误引，认为张博泉不忠实于原文。[11]
  3. ^ 中国学术界多以107年为第三玄菟郡开端[97]，而拜因顿则用106年。[98]
  4. ^ 有关扶余攻乐浪郡存在争议，首先玄菟境内的扶余进攻乐浪舍近求远于理不合，故池内宏指此乐浪应为玄菟，而林沄以《后汉书》中马韩攻玄菟等例肯定其合理性，张博泉又以扶余所攻之乐浪实为乐浪边塞。[99]
  5. ^ 由于百济距离扶余过于遥远，学术界多不认可百济入侵的说法，然而鲜卑在入侵扶余前就荡平了高句丽，因此高句丽说也显得可疑。池内宏认为是高句丽或勿吉的误笔，包括金毓黼、范恩实在内学术界主流支持支持高句丽说[131]，杨军、拜因斯支持挹娄说[132][133]；李东、李健才则认为是资治通鉴语序错乱，应该是鲜卑先破扶余在西迁其人口[134]。
  6. ^ 此仇台与协助东汉击败高句丽的尉仇台相隔百余年，固非一人。[243][244]

引用

  1. ^ 韓國古代社會研究所 1992，고구려·비문·광개토왕릉비·국역문，註)052
  2. ^ 2.0 2.1 2.2 孙颢; 郑春颖. 考古学视角下夫余与高句丽的文化交流.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8 (6).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251201.001. CNKI YBDS202506010. 
  3. ^ 3.0 3.1 3.2 刘洪峰. 高句丽与夫余文化关系刍议.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41 (3). CNKI SLXS201303016. 
  4. ^ 4.0 4.1 杨军 2011，第65頁.
  5. ^ 朝鮮傳 1987，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夫餘(註釋)，第217頁
  6. ^ 董学增 2011，第408頁.
  7. ^ 7.0 7.1 7.2 李东 2006，第1-2頁.
  8. ^ 8.0 8.1 8.2 8.3 8.4 朝鮮傳 1987，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夫餘(註釋)，第217頁
  9. ^ 黄震云. 夫余和高句丽神话传说与族源考.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7 (2). CNKI PCZD201202016. 
  10. ^ 孔安國 & 孔穎達 2007，卷第十七·周官第二十二，第710頁
  11. ^ 11.0 11.1 林沄. 夫余史地再探讨. 北方文物. 1999, (4). doi:10.16422/j.cnki.1001-0483.1999.04.010. CNKI BJWW199904009. 
  12. ^ 12.0 12.1 董学增 2011，第401頁.
  13. ^ 董学增 2011，第406-408頁.
  14. ^ 张士东; 杨军. 夫余族名的音与义.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 (6).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10.06.026. CNKI HLMZ201006018. 
  15. ^ 王禹浪; 王俊铮. 夫余族称与王城研究综述. 黑河学院学报. 2015, 6 (4). CNKI HHXY201504004. 
  16. ^ 赵欣. 谈古夫余族与“夫余”地名. 中国地名. 2011, (10). CNKI NAME201110033. 
  17. ^ 王充 1978，第125-127頁，第三卷·吉驗篇.
  18. ^ 朝鮮傳 1987，第180頁，三國志·東夷傳(原文)·夫餘國.
  19. ^ 19.0 19.1 Byington 2016，第183頁.
  20. ^ 范恩实 2013，第18頁.
  21. ^ 李东 2006，第45-46頁.
  22. ^ 22.0 22.1 22.2 范恩实 2013，第16-18頁.
  23. ^ 范恩实 2013，第18-19頁.
  24. ^ 杨军 2011，第10-11頁.
  25. ^ 杨军 2011，第161-162頁.
  26. ^ 金富轼 2003，卷第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第173-174页.
  27. ^ 一然 2009，第一卷·北扶余，第27-28页.
  28. ^ 一然 2009，第一卷·东扶余，第28-30页.
  29. ^ 29.0 29.1 29.2 李磊. 《三国遗事》扶余叙事之史源与史实考辨.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韩国研究论丛 总第三十二辑. 2016: 97-111. ISBN 978-7520101318. CNKI HGYL201602007. 
  30. ^ 杨军 2011，第1-3頁.
  31. ^ 杨军 2011，第7-8頁.
  32. ^ 杨军 2011，第9頁.
  33. ^ 杨军 2011，第11-12頁.
  34. ^ 杨军 2011，第8-9頁.
  35. ^ 范恩实 2013，第20-21頁.
  36. ^ 杨军 2011，第74頁.
  37. ^ 李丙燾 2012，夫餘考，第241頁
  38. ^ 杨军 2011，第2,5,18頁.
  39. ^ 朝鮮傳 1988，第44-45頁，北史·列傳(原文)·百濟.
  40. ^ 杨军 2011，第57頁.
  41. ^ 杨军. 高句丽早期五部考.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CNKI XBDR200805006. 
  42. ^ 杨军 2011，第56-57頁.
  43. ^ 董学增 2011，第175頁.
  44. ^ 杨军. 高句丽朱蒙神话研究. 东北史地. 2009, (6).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09.06.013. CNKI DBSD200906013. 
  45. ^ 杨军 2011，第56-60頁.
  46. ^ 董学增 2011，第208-216頁.
  47. ^ 李丙燾 2012，夫餘考，第237頁
  48. ^ 48.0 48.1 杨军 2011，第78頁.
  49. ^ 董学增 2011，第106,110-111頁.
  50. ^ 范恩实 2013，第10頁.
  51. ^ 杨军 2011，第77-78頁.
  52. ^ 董学增 2011，第101頁.
  53. ^ 53.0 53.1 53.2 53.3 张泰湘; 邹越华. 从考古学材料看历史上的夫余、沃沮人.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2, (4).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02.04.014. CNKI HLMZ200204013. 
  54. ^ 魏存成. 东北古代民族源流述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 27 (4). CNKI ZGBJ201704005. 
  55. ^ 董学增 2011，第134頁.
  56. ^ 董学增 2011，第132頁.
  57. ^ 董学增 2011，第138-141頁.
  58. ^ 范恩实 2013，第4頁.
  59. ^ 董学增 2011，第424頁.
  60. ^ 杨军 2011，第25,78頁.
  61. ^ 61.0 61.1 李东 2006，第57頁.
  62. ^ 62.0 62.1 董学增 2011，第261頁.
  63. ^ 冯恩学; 赵东海. 扶余府城与黄龙府城的城址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2, 37 (3). CNKI ZGLD202203005. 
  64. ^ 64.0 64.1 64.2 程妮娜 2016，第73頁.
  65. ^ 65.0 65.1 65.2 Byington 2016，第139頁.
  66. ^ 董学增 2011，第144,202頁.
  67. ^ 67.0 67.1 李东 2006，第32-33頁.
  68. ^ 杨军 2011，第79-81頁.
  69. ^ 范恩实 2013，第4,72-74頁.
  70. ^ Byington 2016，第144-145頁.
  71. ^ 李东 2006，第33頁.
  72. ^ 范恩实 2013，第4,41-42,72-74頁.
  73. ^ 于丽群; 贾素娟; 韩安生. 以东团山遗址出土陶器为例试析汉文化对夫余文化的影响. 东北史地. 2010, (6).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10.06.015. CNKI DBSD201006005. 
  74. ^ 74.0 74.1 Byington 2016，第142-143頁.
  75. ^ 董学增 2011，第410頁.
  76. ^ Byington 2016，第138頁.
  77. ^ 范恩实 2013，第11-15頁.
  78. ^ 范恩实 2013，第16頁.
  79. ^ 79.0 79.1 程妮娜 2016，第71頁.
  80. ^ 范恩实 2013，第140頁.
  81. ^ 范恩实 2013，第139頁.
  82. ^ 杨军 2011，第48頁.
  83. ^ 程妮娜 2016，第67頁.
  84. ^ 84.0 84.1 程妮娜 2016，第67-68頁.
  85. ^ 范恩实 2013，第21頁.
  86. ^ 86.0 86.1 86.2 86.3 董学增. 夫余研究管见. 地域文化研究. 2018, (4). CNKI DYWJ201804010. 
  87. ^ 李基白 1994，第24-25頁.
  88. ^ Byington 2016，第142頁.
  89. ^ 89.0 89.1 89.2 89.3 Byington 2016，第147-148頁.
  90. ^ 范恩实 2013，第156-157頁.
  91. ^ 董学增 2011，第438頁.
  92. ^ 范恩实 2013，第161-162頁.
  93. ^ 李东 2006，第2頁.
  94. ^ 董学增 2011，第425頁.
  95. ^ 苗威. 以“新城”为中心考察高句丽的西部拓展.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6). CNKI SHZX201806017. 
  96. ^ 范恩实 2013，第158-159頁.
  97. ^ 范恩实 2013，第160頁.
  98. ^ 98.0 98.1 Byington 2016，第147頁.
  99. ^ 杨军 2011，第42頁.
  100. ^ 100.0 100.1 程妮娜 2016，第72頁.
  101. ^ 杨懿; 章义和. 东汉王朝的治边策略与“鲜卑”的族群认同. 学习与探索. 2017, (9). CNKI XXTS201709026. 
  102. ^ 102.0 102.1 102.2 102.3 房奕. 辽东公孙政权与东亚诸族的关系. 学术月刊. 2007, (9). doi:10.19862/j.cnki.xsyk.2007.09.018. CNKI XSYK200709020. 
  103. ^ 103.0 103.1 程妮娜 2016，第74頁.
  104. ^ 104.0 104.1 杨军 2011，第155頁.
  105. ^ Byington 2016，第154頁.
  106. ^ Byington 2016，第154-155頁.
  107. ^ 107.0 107.1 107.2 Byington 2016，第155頁.
  108. ^ 108.0 108.1 108.2 李希光. 汉晋时期夫余与挹娄关系新探.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3, (6).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23.06.015. CNKI HLMZ202306013. 
  109. ^ Byington 2016，第159-160頁.
  110. ^ 范恩实 2013，第174頁.
  111. ^ 朝鮮傳 1987，第179-180頁，三國志·東夷傳(原文)·夫餘國.
  112. ^ 范恩实 2013，第165頁.
  113. ^ 刘子敏. 《三国志·失馀传》中的错简问题探讨──与明学、中澍同志商榷. 东疆学刊. 1997, (1). CNKI DJXK199701014. 
  114. ^ 朝鮮傳 1987，第215頁，東夷列傳(原文)·夫餘國.
  115. ^ 115.0 115.1 Byington 2016，第157-158頁.
  116. ^ 116.0 116.1 116.2 116.3 116.4 116.5 116.6 李磊. 汉魏之际的辽东政局与百济始国.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8). CNKI SHZX201808016. 
  117. ^ 范恩实 2013，第233頁.
  118. ^ 118.0 118.1 Byington 2016，第162頁.
  119. ^ 李东 2006，第119-120頁.
  120. ^ 范恩实 2013，第227頁.
  121. ^ 121.0 121.1 Byington 2016，第161頁.
  122. ^ 杨军 2011，第23頁.
  123. ^ 이민수. ‘3세기 沃沮 地域 東夫餘 建國說’에 대한 검토. 동아시아고대학. 2016, (41): 127. doi:10.17070/aeaas.2016.03.41.127. 
  124. ^ 王绵厚. 岗子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及诸文化要素讨论. 赵险峰; 邓树平 (编). 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 第一辑. 2021. ISBN 978-7-202-05791-9. CNKI GSLW202100002. 
  125. ^ 朝鮮傳 1987，第317頁，東夷列傳(原文)·夫餘國.
  126. ^ 126.0 126.1 李东 2006，第119頁.
  127. ^ 董学增 2011，第429頁.
  128. ^ 赵红梅. 夫余与前燕慕容廆朝关系探微. 东北史地. 2009, (6).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09.06.029. CNKI DBSD200906018. 
  129. ^ 129.0 129.1 129.2 129.3 赵红梅. 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 (5). CNKI LJSK201105029. 
  130. ^ 司馬光 1976，卷九十七·晉紀十九·穆帝永和二年(346年)，第3069頁.
  131. ^ 131.0 131.1 131.2 范恩实 2013，第228-231頁.
  132. ^ 杨军 2011，第39頁.
  133. ^ Byington 2016，第165-165頁.
  134. ^ 李东 2006，第96頁.
  135. ^ 杨军 2011，第97頁.
  136. ^ Byington 2016，第239-240頁.
  137. ^ 137.0 137.1 137.2 137.3 Byington 2016，第166頁.
  138. ^ 138.0 138.1 138.2 范恩实. 冉牟墓志新探. 东北史地. 2011, (2).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11.02.017. CNKI DBSD201102008. 
  139. ^ Byington 2016，第245頁.
  140. ^ 140.0 140.1 杨军 2011，第22,25-27,42頁.
  141. ^ 杨军 2011，第156頁.
  142. ^ 田立坤. 吉林珲春发现的燕系瓦当之背景. 学问. 2016, (6).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16.06.004. CNKI DBSD201606005. 
  143. ^ 143.0 143.1 143.2 三江. 汉魏夫余史地考略. 北方文物. 1988, (1). doi:10.16422/j.cnki.1001-0483.1988.01.005. CNKI BJWW198801004. 
  144. ^ 董学增 2011，第38頁.
  145. ^ 145.0 145.1 145.2 145.3 李希光; 鲁韦彤. 汉代夫余国农业新探——以地理环境与生产工具为中心. 农业考古. 2023, (6). CNKI NOSE202306009. 
  146. ^ Byington 2016，第197頁.
  147. ^ 147.0 147.1 147.2 王雪梅. 国内夫余活动中心与王城研究.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6 (4). CNKI BHDX201504010. 
  148. ^ 范恩实 2013，前言：第5页.
  149. ^ 范恩实 2013，前言：第5-6页.
  150. ^ 150.0 150.1 150.2 范恩实 2013，前言：第6页.
  151. ^ 杨军 2011，第66頁.
  152. ^ 张福有; 孙仁杰; 迟勇. 夫余后期王城考兼说黄龙府. 东北史地. 2011, (2). 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11.02.016. CNKI DBSD201102003. 
  153. ^ 杨军 2011，第159頁.
  154. ^ 董学增 2011，第63頁.
  155. ^ 杨军 2011，第75-76頁.
  156. ^ 156.0 156.1 董学增 2011，第427頁.
  157. ^ 杨军 2011，第76頁.
  158. ^ 李东 2006，第59頁.
  159. ^ 杨军 2011，第79-80頁.
  160. ^ 160.0 160.1 160.2 杨军 2011，第77頁.
  161. ^ 161.0 161.1 杨军 2011，第67頁.
  162. ^ 李东 2006，第50-53頁.
  163. ^ 杨军 2011，第68頁.
  164. ^ 164.0 164.1 杨军 2011，第69頁.
  165. ^ 杨军 2011，第70頁.
  166. ^ 166.0 166.1 杨军 2011，第146頁.
  167. ^ 167.0 167.1 杨军 2011，第149頁.
  168. ^ 董学增 2011，第447頁.
  169. ^ 杨军 2011，第147頁.
  170. ^ 董学增 2011，第447-448頁.
  171. ^ 171.0 171.1 董学增 2011，第449頁.
  172. ^ 杨军 2011，第148頁.
  173. ^ 杨军 2011，第150頁.
  174. ^ 董学增 2011，第450頁.
  175. ^ 175.0 175.1 刘景文. 古夫余农牧业探索. 农业考古. 1991, (3). CNKI NOSE199103058. 
  176. ^ 董学增 2011，第451頁.
  177. ^ 杨军 2011，第152頁.
  178. ^ 178.0 178.1 178.2 178.3 178.4 董学增. 夫余研究管见续篇. 地域文化研究. 2026, (1). CNKI DYWJ202601004. 
  179. ^ 董学增 2011，第410-411頁.
  180. ^ 王禹浪; 王天姿; 吴博. 东北亚古丝路上发现的丝织品探颐. 黑河学院学报. 2021, 12 (2). CNKI HHXY202102003. 
  181. ^ 181.0 181.1 董学增 2011，第460頁.
  182. ^ 杨军 2011，第151頁.
  183. ^ 杨军 2011，第157頁.
  184. ^ 董学增 2011，第417頁.
  185. ^ 董学增 2011，第418頁.
  186. ^ 董学增 2011，第461頁.
  187. ^ 董学增 2011，第463頁.
  188. ^ 董学增 2011，第465頁.
  189. ^ 董学增 2011，第465-466頁.
  190. ^ 190.0 190.1 董学增 2011，第467-468頁.
  191. ^ 191.0 191.1 董学增 2011，第468頁.
  192. ^ 董学增 2011，第469頁.
  193. ^ 193.0 193.1 董学增 2011，第471頁.
  194. ^ 董学增 2011，第472頁.
  195. ^ 董学增 2011，第225,246,248頁.
  196. ^ 196.0 196.1 董学增 2011，第473頁.
  197. ^ 197.0 197.1 余静. 墓葬所见夫余的社会分层与性别标识——以榆树老河深中层墓地为例. 地域文化研究. 2025, (6). CNKI DYWJ202506006. 
  198. ^ 198.0 198.1 198.2 198.3 华阳. 死生如一——论夫余的厚葬. 草原文物. 2013, (2). doi:10.16327/j.cnki.cn15-1361/k.2013.02.009. CNKI NMWC201302014. 
  199. ^ 董学增 2011，第475頁.
  200. ^ 董学增 2011，第474頁.
  201. ^ 201.0 201.1 梁玉多; 李希光. 汉代夫余经济文化中的中原因素小考.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8, (3). CNKI LJSK201803025. 
  202. ^ 202.0 202.1 202.2 董学增 2011，第470頁.
  203. ^ 李德山; 李路. 夫余王城及汉文化影响论.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8 (3). doi:10.15939/j.jujsse.2018.03.ls2. CNKI JLDB201803010. 
  204. ^ Lee & Ramsey (2011)，第37頁.
  205. ^ Byington 2016，第194頁.
  206. ^ Byington 2016，第239頁.
  207. ^ 杨军 2011，第117-118頁.
  208. ^ 景体渭. 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和原始语言类型初探. 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5). CNKI SLXS200105014. 
  209. ^ 尹铁超; 赵志刚. 夫余语与通古斯语的渊源关系——从“人”的考释谈起. 满语研究. 2015, (2). CNKI MYYJ201502005. 
  210. ^ Lee & Ramsey (2011)，第34–36頁.
  211. ^ Beckwith (2004)，第27–28頁.
  212. ^ 212.0 212.1 212.2 刘洪峰; 张芳. 夫余国官制考论. 黑河学院学报. 2016, 7 (7). CNKI HHXY201607095. 
  213. ^ 范恩实 2013，第169頁.
  214. ^ 范恩实 2013，第170頁.
  215. ^ 范恩实 2013，第177頁.
  216. ^ 董学增 2011，第415頁.
  217. ^ 杨军 2011，第141頁.
  218. ^ 218.0 218.1 范恩实 2013，第187頁.
  219. ^ 杨军 2011，第142頁.
  220. ^ 杨军 2011，第142-143頁.
  221. ^ 杨军 2011，第128頁.
  222. ^ 杨军 2011，第129頁.
  223. ^ 杨军 2011，第129-130頁.
  224. ^ 杨军 2011，第130頁.
  225. ^ 范恩实 2013，第182-184頁.
  226. ^ 朝鮮傳 1987
  227. ^ 范恩实 2013，第176頁.
  228. ^ 杨军 2011，第137頁.
  229. ^ 杨军 2011，第138頁.
  230. ^ 范恩实 2013，第176-177頁.
  231. ^ 王纯信. 高句丽石刻画像与母神崇拜.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2000, (4). doi:10.13867/j.cnki.1674-5442.2000.04.021. CNKI JLYY200004020. 
  232. ^ 232.0 232.1 232.2 赵宇然; 周杰. 论高句丽、百济对夫余的推崇及其目的.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59 (2).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260325.001. CNKI YBDS202602011. 
  233. ^ Byington 2016，第174-177頁.
  234. ^ 234.0 234.1 Byington 2016，第178頁.
  235. ^ Byington 2016，第247頁.
  236. ^ Byington 2016，第179頁.
  237. ^ 杨军 2011，第156-157頁.
  238. ^ Byington 2016，第253-254頁.
  239. ^ Byington 2016，第257-259頁.
  240. ^ Byington 2016，第262-263頁.
  241. ^ 241.0 241.1 Byington 2016，第274頁.
  242. ^ 李磊. 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6 (2).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4.02.011. CNKI HDSD201402009. 
  243. ^ 刘洪峰; 张芳. 夫余王尉仇台考略.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7 (9). doi: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9.003. CNKI THSF201609002. 
  244. ^ 杨军 2011，第120頁.
  245. ^ 杨军 2011，第122-123頁.
  246. ^ Byington 2016，第269,274頁.
  247. ^ 247.0 247.1 Byington 2016，第276-278頁.
  248. ^ 248.0 248.1 248.2 金富轼 2003，第174页，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
  249. ^ 249.0 249.1 249.2 249.3 一然 2009，第27页，第一卷·纪异第一·北扶余.
  250. ^ 杨军 2011，第44頁.
  251. ^ 251.0 251.1 王充 1978，第125-127页，第三卷·吉驗篇.
  252. ^ 朝鮮傳 1987，第180页，三國志·東夷傳(原文)·夫餘國.
  253. ^ 253.0 253.1 253.2 253.3 朝鮮傳 1988，第44-45页，北史·列傳(原文)·百濟.
  254. ^ 254.0 254.1 254.2 金富轼 2003，第173-174页，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
  255. ^ 255.0 255.1 金富轼 2003，第176页，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
  256. ^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一然 2009，第28-29页，第一卷·纪异第一·东扶余.
  257. ^ 257.0 257.1 257.2 257.3 朝鮮傳 1987，第100页，後漢書·東夷列傳(原文)·夫餘國.
  258. ^ 朝鮮傳 1987，第100-101页，後漢書·東夷列傳(原文)·夫餘國.
  259. ^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杨军 2011，第122頁.
  260. ^ 260.0 260.1 260.2 260.3 金富轼 2003，第184页，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
  261. ^ 261.0 261.1 金富轼 2003，第180页，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王.
  262. ^ 金富轼 2003，第178页，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王.
  263. ^ 一然 2009，第30页，第一卷·纪异第一·高句丽.
  264. ^ 杨军 2011，第95頁.
  265. ^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朝鮮傳 1987，第179-180页，三國志·東夷傳(原文)·夫餘國.
  266. ^ 张芳. 夫余王带素考. 史志学刊. 2021, (3). doi:10.13514/j.cnki.cn14-1186/k.2021.03.004. CNKI CHSO202103004. 
  267. ^ 刘洪峰; 张芳. 夫余王尉仇台考略.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7 (9). doi: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9.003. CNKI THSF201609002. 
  268. ^ 朝鮮傳 1987，第179-180頁，三國志·東夷傳(原文)·夫餘國
  269. ^ 樂史 2007，卷之二百七十四·四夷三·東夷三·夫餘國，第3332-3333頁
  270. ^ 270.0 270.1 270.2 朝鮮傳 1987，第317页，晋書·東夷列傳(原文)·夫餘國.
  271. ^ 271.0 271.1 271.2 司馬光 1976，卷九十七·晉紀十九·穆帝永和二年(346年)，第3069頁.

原始資料

  • 王充. 論衡註釋 第一冊. 北京大學《論衡》註釋小組 註釋. 北京: 中華書局. 1978. 
  • 尚書正義. 孔安國傳 孔穎達正義 黃懷信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32544769. 
  • 樂史. 太平寰宇記. 王文楚等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 ISBN 978-7-101-03838-5. 
  • 司馬光. 資治通鑑. 胡三省音註 “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 北京: 中華書局. 1976. 
  • 金富轼. 三国史记. 孙文范等校勘.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ISBN 9787806269756. 
  • 一然. 三国遗事. 权锡焕、陈蒲清注释.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7807611417. 
  • 國史編纂委員會 (编). 中國正史朝鮮傳·譯註 一. 韓國史學會譯註. 서울: 國史編纂委員會. 1987 （韩语）. 
  • 國史編纂委員會 (编). 中國正史朝鮮傳·譯註 二. 韓國史學會譯註. 서울: 國史編纂委員會. 1988 （韩语）. 
  • 韓國古代社會研究所 (编). 廣開土王陵碑. 譯註 韓國古代金石文 (PDF). 서울: 駕洛國史蹟開發硏究院. 199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7-15） （韩语）. 

研究專著

  • 李治亭. 东北通史.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ISBN 978-7-5348-1894-3. 
  • 李东. 夫余国研究.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60-4651-7. 
  • 杨军. 夫余史研究.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311-03713-0. 
  • 董学增. 夫余史迹研究.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472-0604-1. 
  • 范恩实. 夫余兴亡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097-4150-4. 
  • 郑丽娜 (编). 夫余历史编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304-7622-7. 
  • 程妮娜. 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ISBN 978-7-101-11554-3. 
  • 干志耿. 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7089076. 
  • 李基白. 韩国史新论. 由厉帆翻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ISBN 978-7-80105-150-9. 
  • 李丙燾. 韓國古代史研究. 파주시: 한국학술정보(주). 2012. ISBN 978-89-268-2603-4 （韩语）. 
  • Byington, Mark E. The Ancient State of Puyo in Northeast Asia: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Memor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ISBN 978-0-674-73719-8. LCCN 2015018478. doi:10.2307/j.ctv47w4dm.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11-14） （美国英语）. 
  • Beckwith, Christopher I. 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 Brill. 2004. ISBN 978-90-04-13949-7. 
  • Lee, Ki-Moon; Ramsey, S. Robert. A History of the Korean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4. ISBN 978-1-139-49448-9.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扶餘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後漢書/卷85》，出自范晔《後漢書》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三國志/卷30》，出自陳壽《三國志》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晉書·卷097》，出自房玄齡《晉書》
年份
（BC） 		時代 蒙古區 東北區 燕遼區 雁北區 新疆區 甘青區 中原區 海岱區 兩湖區 巴蜀區 西南區 江浙區 嶺南東南區
阿爾泰
薩彥嶺 		內貝加爾 東蒙古 黑龍江
牡丹江
呼倫貝爾 		鴨綠江
圖們江 		松花江
嫩江 		遼河以東
遼東半島 		遼河以西
內蒙古 		河北北部
內蒙古 		河套
內蒙古 		東套
陝北高原 		山西
汾河北部 		環準噶爾
盆地 		環塔里木
盆地 		環東天山
哈密盆地 		河西
走廊 		隴西
青海 		隴東
寧夏 		陝西
關中西部 		陝西
關中東部 		山西
汾河南部 		河南
西部 		河南
東部 		河北南部
河北中部 		淮河
皖北蘇北 		山東 膠東 湖南 湖北
鄂東 		湖北
江漢 		三峽
重慶 		漢水上游
漢水中游 		四川 雲南
貴州 		青海
西藏 		浙東 太湖 蘇中
江南 		安徽
中部 		安徽
南部 		江西
西部 		江西
東部 		廣西
南部 		珠江
中上游 		廣東
北部 		珠江
三角洲 		閩江上游
浙江南部 		閩江
下游 		福建
南部 		台灣
北部 		台灣
中南部
9000
以上 		新
石
器
早
期 		后套木嘎
一期遗址
12000-9000
雙塔一期
遺址
9000-7000 		　 　 于家溝
遺址
12000-6000
轉年、
東胡林
遺址
9000-7000
南莊頭
遺址
8500-7700 		　 　 　 　 　 李家溝
遺址
10500-8600　 		　 　 　 扁扁洞
遗址、
黄崖
遗址
10000-7000 		　 玉蟾岩
遺址
12000-10000 		　 　 　 　 　 　 　 　 上山
遺址
?-? 		三山岛遗址
?-10000 		　 　 仙人洞、
吊桶環
遺址
12000-8700 		廟岩
遺址
15000-10000
甑皮岩
一期
遺址
10000-9000 		牛欄洞
遺址
10000-6000 		奇和洞
一期至
二期
遺址
10000-8000
新仙女木期
結束 		　
9000 　 　 　 　 　 　 　 　 　 　 　 　 　 　 　 　 　 　 　 　 　 　 　 　 甑皮岩
二期至
四期
遺址
9000-6000
　 　 　 　 　 　 　 　 　 　 　 　 　 　 　 　 　 　 　 　 　 　 　 　 　
　 　 　 　 　 　 　 　 　 　 　 　 　 　 　 　 　 　 　 　 　 　 　 　 　 　 　
8500 　 　 　 　 　 　 　 　 　 　 　 　 　 　 　 　 　 　 　 　 　 　 　 　 　 　 　
　 　 　 　 　 　 　 　 　 　 　 　 　 　 　 　 　 　 　 　 　 　 　 　 　 　 　 　
　 　 　 　 　 　 　 　 　 　 　 　 　 　 　 　 　 　 　 　 　 　 　 　 　 　 　 　
8000 　 　 　 　 　 　 　 　 　 　 　 　 　 　 　 　 　 　 　 　 　 　 　 　 　 　
　 　 　 　 　 　 　 　 　 　 　 　 　 　 　 　 　 　 　 　 　 　 　 　 　 　 　 頂螄山
一期
遺址
8000-7000 		奇和洞
三期
類文化
8000-5000 		　
　 　 　 　 　 　 　 　 　 　 　 　 　 　 　 　 　 　 　 　 　 　 　 　 　 　 　 　 　
7500 　 　 　 　 　 　 　 　 　 　 　 　 　 彭頭山
7000-5600 		　 彭頭山
7000-5600 		　 　 　 　 　 　 　 　 　 　 　
埃爾達倫
活動 		　 　 　 　 　 　 　 　 　 　 　 　
　 　 　 　 　 　 　 　 　 　 　 　 　 　 　 　 　 　 　 　 　 　 　 　 　 　 　
7000 新
石
器
中
期 		　 小河西
7000-6200 		　 　 　 　 　 　 賈湖
7000-5800 		　 　 　 　 　 　 　 　 　 　 　 上山
?-? 		　 　 　 　
　 　 　 　 　 　 　 　 　 　 　 　 　 　 　 　 　 　 　 　 　 　 　 　 　 　
　 　 　 　 　 　 　 　 　 　 　 　 　 　 　 　 　 　 　 　 　 　 　 　 　 　
6500 　 　 　 　 　 　 　 　 　 　 　 後李
6500-5500 		　 　 城背溪
6500-5000 		　 　 　 　 　 順山集
6500-5500 		　 　 　
　 　 　 　 　 　 　 　 　 　 　 　 　 　 　 　 　 　 　 　 　 　
8.2千年 　 　 興隆窪
6200-5400 		　 　 　 　 　 　 　 　 　 　 　 　 　 　 　 　 　 　 　
6000 网纹陶
5000-3000
哈伊廷
绳纹陶
6000-3000
卡扎钦斯克
5500-3200
波索尔
4600-2500 		塔木察格
布拉格
6000-4300 		　 北福地一期
6000-5600

磁山
6000-5600

　 　 　 　 　 裴李崗
6100-5000 		磁山
6000-5600 		　 　 　 　 　 　 　 跨湖橋
6000-5000 		　 　 　 　 復國墩
6000-4000
　 　 　 大地灣
(老官台)
5800-5400 		　 　 　 高廟
5800-5000
皂市下層
5500-4800
湯家崗
5000-4000 		　 大地灣
(老官台)
5800-5400 		　 　 　 　 　 　 　 頂螄山
6000-5000 		甑皮岩
五期
類文化
6200-5000
　 　 　 　 　 　 　 　 　 　 　 　 　
5500 新开流
5500-4550 		　 　 　 　 　 　 　 　 　 　 　 　 　 　
　 新樂下層
5300-4800 		趙寶溝
5400-4700
富河
5400-4700 		　 　 　 北辛
(青蓮崗)
5400-4400 		　 　 　 　 　 　 雙墩、
侯家寨
5300-4500 		　 　 　
　 上宅
5300-4700 		　 北首嶺
5000-4800 		　 上宅
5300-4700 		　 　 李家村
5000-4800 		　 　 　 　 　 　 　
5000 左家山下層
5000-4500 		仰韶(早)
红台坡下
5000-4300 		仰韶(早)
棗園
5000-4300 		仰韶(早)
下王崗
5000-4000 		　 　 源自
李家村 		　 龍虬莊
5000-3000
北陰陽營
4000-3000 		　 　 　 受湖南影響
5.9千年　 新
石
器
晚
期 		仰韶(早)
半坡
4900-3800
仰韶(早)
史家
4900-3800 		白石村
4900-4300 		邊畈
4900-4000
油子嶺
4000-3600 		柳林溪
5000-4400 		中子鋪
4780-4000 		　 　 河姆渡
5000-3300 		馬家浜
5000-4000
駱駝墩
?-? 		　 　 　 咸頭嶺
5000-4000
　 小珠山
下層
5000-4000 		　 　　 　 　 　 　 　 　
4500 小南山
4500-4000
振兴
4500-4000 		后洼下层
4500-4000 		左家山中層
4500-4000
小拉哈一
4500-4000 		　 仰韶(早)
後崗一
4500-3800 		仰韶(早)
後崗一
4500-3800 		　 　 　 　 　 　 大坌坑
4500-2200
　 紅山
4500-2900 		大汶口(早)
劉林
4300-3500 		大汶口(早)
王因
4300-3500 		大溪
4400-3300 		　 　 　 　 　
　 仰韶(早)
王墓山
4200-4000 		仰韶(早)
半坡
史家 		　 　 　 　 　 　
4000 大汶口(早)
紫荊山
4300-3500 		　 　 　 凌家灘
4000-3300 		黄鳝嘴
(孫家城)
3800-3500 		　 　 　
　 亞布力
4000-3500 		江口
4000-3000
后洼上层
3500-2800
興城
3000-2500 		小珠山
中層
4000-3000 		仰韶(中)
廟底溝 3900-3400
白泥窯子 ?-? 		仰韶(中)
廟底溝
3900-3400　 		仰韶(中)
廟底溝
3900-3400 		大溪
4400-3300 		　 　 　 　 崧澤
3900-3300 		　 　 古椰
（西樵山）
4000-3000
大灣
(金蘭寺、
萬福庵、
蜆殼洲)
4000-3000 		殼丘頭
4000-3000 		陳橋
4000-3500
　 　 廟子溝
(海生不浪)
3700-2800 		義井
3400-2800 		仰韶(中)
廟底溝 		屈家嶺
3600-3200 		　 　 　 　 　 　
3500 左家山上層
3500-2500 		馬家窯
石嶺下
3600-3300 		大汶口
(中晚)
花廳、
尉遲寺
3500-2400 		大汶口
(中晚)
大汶口、
陵陽河、
尚莊、
五村
3500-2400 		大汶口
(中晚)
三里河、
北莊
3500-2400 		　 源自
馬家窯 		　 薛家崗
3500-2800 		　
　 銅
石
並
用
時
期 		哈克
3500-2000
莺歌岭
下层
3000-2000
石灰场
下层
2500-2000 		仰韶(晚)
西王村
3600-2900 		仰韶(晚)
秦王寨
(大河村)
3500-2700 		仰韶(晚)
大司空村
3500-2900 		　 營盤山
3300-2600 		　 卡若
3300-2100　 		　
　 屈家嶺
3200-2800 		峽江晚期
(魏家梁子、
老關廟、
甘井溝、
(哨棚嘴)
?-? 		　 　 良渚
3200-2000 		拾年山
3200-2300
3000 小珠山
上層
3000-2500 		(西伯利亚
、中亚移入)
阿凡納謝沃
2900-2500
切木爾切克
3000-1500 		馬家窯
馬家窯
3300-2700
宗日
3800-2000 		　 　
　 小河沿
3000-2500 		雪山一
3000-2300 		阿善
2800-2500 		白燕一期
2800-2500 		　 　 點將台
{吳越族?、
塗山氏?、
防風氏
(汪芒氏)?}
3000-1500 		張四墩
2800-2400 		山背
3000-2500 		石峽
3000-2000
大龙潭
2100-2000 		橫嶺
3050-2750
涌浪
(涌浪、
圓洲、
寶鏡灣)
3000-2000
虎頭埔
?-?
村頭
?-?
圍嶺
?-? 		牛鼻山
3000-2000 		曇石山
3000-2000 		庵山一期
庵山二期
3050-1050
　 馬家窯
半山
2700-2300 		菜園
3000-2200 		廟底溝二
(仰韶龍山過渡期)
2800-2300 		　 石家河 {三苗?}
(青龍泉、湖北龍山)
2800-2300 		　
2500 谢洛夫
点状
篦纹陶
2500之前 		北沟
2700-2000
金谷
2500-2000 		昂昂溪
3000-2000 		偏堡子
3000-2200 		老虎山
永興店
2500-2000 		老虎山
老虎山
2500-2300 		老虎山
杏花村
2500-2200 		(西伯利亚
、中亚移入)
切木爾切克
2500-1800
天山北路
2000-1500 		　 (石家河融入)
寶墩
(邊堆山)
(蜀國蠶叢?)
2700-2000
魚鳧村
(過渡型)
(蜀國柏灌?)
2000-1700 		　 良渚 廣富林
2500-1900 		圓山
2500-1100
芝山岩
1600-1000 		牛罵頭
2550-1550
牛稠子
2550-1550
　 夏家店下層
燕北(西遼河)
{山戎?、薊?、
先商?、俞人?}
2500-1400
夏家店下層
壺流河
2500-1400 		源自廟底溝二
常山下层
2900-2400
齊家(早)
2400-2200 		河南龍山
王油坊
(造律台)
{舜?、
有虞氏?
2300-2000 		山東龍山
尹家城、城子崖、尧王庄、
姚官莊、杨家圈
{东夷?：太昊?、少昊?、
祝融?、羲和?、伯益?}
2400-1900 		　 　
4.2千年　 雪山二
2300-1900 		老虎山
石峁
2300-1800 		老虎山
游邀
?-? 		源自
切木爾切克 		馬家窯
馬廠
2300-2000 		陝西龍山
客省莊二
{有扈氏?}
2300-2000 		河南龍山
陶寺{堯?、
陶唐氏?}
2300-2000
河南龍山
三里橋
{舜?、
有虞氏?
2200-1700 		河南龍山
谷水河(先夏?)、
王灣三{先夏?}、
王城崗{夏?}
2200-1700 		河南龍山
(河北龍山)
後崗二{嚳?}
2200-1800 		後石家河{三苗?}
2200-1900 		　 　 錢山漾
2200-2000 		樊城堆
(筑衛城)
2300-1700
2000 乌斯特别
尔斯基
2000 		朱開溝
2200-1500 		小河
2000-1500 		齊家(中)
皇娘娘台
2200-1900 		諾木洪
2195-1935 		(客省莊二融入)
齊家(中)
西山坪
2200-1900 		後石家河
{三苗?} 		王灣三
[先夏?]
2200-1700 		後石家河
{三苗?} 		　 {百濮?}
白羊村
{哀牢?}
2200-2100
大墩子、禮州
{昆明夷?、
邛都?}、
2000-1000
滇池
{滇國?}
?-?
雞公山
{夜郎?}
1300-700 		　 鬥雞台
斗鸡台、巢胡
{皋陶?、淮夷?、
英國?、六國?、
巢国?}
2400-1500 		好川
2200-1700
　 夏? 奧庫涅夫
2000?
格拉兹科沃
1800-1300
卡拉蘇克
1500-800 		马城子
(庙后山)
{濊貊?、
扶餘?、
高夷?}
1800-1100 		白金宝
{肃慎?、
挹婁?}
1400-900
西團山
{濊貊?、
扶餘}
1300-200 		新樂上層
2000-1000
高台山
1700-1000
雙砣子一
2100-1900
雙砣子二
(源自岳石)
1900-1400
雙砣子三
1400-1050 		夏家店
下層
燕南(大坨頭)
{燕亳?、
有易氏?
孤竹?}
1800-1500 		白燕四
?-?
東太堡
?-? 		(西伯利亚
、中亚移入)
安德罗诺沃
1900-1000 		四壩
{羌戎?、
允姓
之戎?}
1950-1430 		齊家(晚)
秦魏家
{羌戎?、
羌方?}
1900-1500 		齊家(晚)
磨溝
{羌戎?、
羌方?}
1900-1500 		齊家(晚)
老牛坡
{有扈氏?}、
東龍山(夏?)
1900-1500
(融入二里頭) 		二里頭
南沙村
{崇國?}
1800-1500 		二里頭
東下馮{夏?} 		新砦期{夏?}、
二里頭
二里頭{夏?}
1800-1500 		二里頭
下王崗{夏?}、
大師姑
{顧國?、
豕韋?} 		下七垣
{先商}
1680-1500 		二里頭
南關外{夏?}、
望京樓
{昆吾?} 		岳石
安邱堌堆、尹家城、
郝家庄、照格庄、蘇北
{东夷?：有窮氏?、伯明氏?、
祝融?、羲和?、伯益?}
1900-1500 		{百濮、
三苗} 		二里頭
墓子崗
{夏?}
1800-1500 		二里頭
荆南寺
{夏?}、
王树岗
{夏?}
1800-1500 		古庸方城
{庸國}、
二里頭
辽瓦店子
{夏?} 		曲貢
{象雄?}
1750-1500 		馬橋
{吳越族?、
塗山氏?、
防風氏
(汪芒氏)?}
1800-1200 		{百越、
古南越} 		河宕
2200-1500 		黃瓜山
2350-1550
{百越?、
古閩?、
七閩?}
　 朱開溝
{葷粥?}
2200-1500 		(三星堆融入)
朝天嘴
1600-1400 		三星堆
{蜀國魚鳧?}
1700-1200 		肩頭弄
2000-800
{百越?、
古閩?、
七閩?}
1500 商　 卡拉蘇克
1500-800
三道海子
(烏尤克)
1300-600 		烏蘭朱和
1500-1300 		張家園
上層
(圍坊三)
?-?
{孤竹?} 		西岔
{匈奴?、
白羊?}
?-? 		李家崖
{鬼方?、
葷粥?、
犬戎?}
1300-800 		綏德-石樓
?-?
光社
{基方?、
{土方?、
鬼方?、
𢀛方?}
?-? 		(西伯利亚
、中亚移入)
安德罗诺沃
1400-1000
尼雅北部
1500-1000 		南灣
1500-800
亂雜崗子-
半截溝
1400-1000
石河子
水泥廠
1400-1000
焉不拉克
1300-500 		辛店
{羌戎?、
西戎?}
辛店
山家頭
1400
辛店
姬家川
1400-1100
辛店
張家嘴類
1100-800
卡約
{羌戎?}
900-600 		寺窪
{西戎?、
申戎?、
义渠?、
烏氏?、
朐衍?}
1000-750 		劉家
{姜戎?}
1500-1300
郑家坡
{先周?}
1300-1100 		二里崗
老牛坡
{崇國?}
1500-1100 		二里崗
垣曲商城
{早商} 		二里崗
偃師商城
{早商} 		二里崗
鄭州商城{早中商}
1500-1300 		二里岗
皖西、
大城墩
{早商} 		丘灣
(人方?、
徐夷?、
彭国?、
薛国?、
邳国}
?-? 		二里崗
大辛莊
{早中商}
1500-1300、
劉台子
{逄國?}
?-? 		膠東
{萊夷?、
嵎夷?}
?-? 		铜鼓山
{親商}
?-? 		二里崗
盤龍城
{早商}
1500-1300 		二里岗
荆南寺
{早商}
1500-1300 		古庸方城
{庸國}、
{百濮?} 		湖熟、佘城 二里岗
皖西、
大城墩
{早商}
1500-1300 		吳城
{虎方?}
1700-1000 		萬年
1500-1000
　 (遼東移入)
高台山
1700-1000
魏營子
{孤竹?}
1500-1000 		騸馬城
?-?
兔葫芦组
?-?
董家台
?-? 		光社
{土方?、
鬼方?}
?-? 		鄭州商城白家莊期{早中商}、
小雙橋 {中商}、
邢墟{中商} 		{人方?、
徐夷、
姺國、
豕韦、
諸稽} 		費家河
{虎方?}
?-?、
坐果山
{百濮?}
1500-600 		周玉梁桥
{荊國?}
?-? 		路家河
(香爐石)
{巴國?}
1400-850 		{象雄、
西羌、
先零、
燒當、
髮羌、
氐} 		湖熟、佘城
{吳越族?、
塗山氏?、
防風氏(汪芒氏)?}
1500-1000 		{淮夷?}
唐咀{巢国?}、
花城{群舒?}、
黃城{黃國}、
台家寺{淮夷?}、
{英國?、六國?} 		吳城
{虎方?}
1700-1000 		{百越、
古南越} 		浮濱
1400-800
{百越?、
古閩?、
七閩?} 		營埔
1350-50
大湖
1350-50
　　 (可能源自
卡拉蘇克)
石板墓
{匈奴?}
1600-300鹿石
{匈奴?}
1400-700 		周原
{先周}
1100-800 		箕城
{箕方}、
{唐方} 		洹北商城{中晚商}、
殷墟{晚商}
1300-1000 		台西
{晚商} 		陳莊
{蒲姑}、
纪王崮
{奄國}
1300-1000 		珍珠門
會泉莊
{萊夷?}、
珍珠門
珍珠門
{嵎夷?}、
歸城
{萊國}、
莒縣
{莒國} 		安居
{鄂國}
?-? 		黃土崙
1350-1050
{百越?、
古閩?、
七閩?}
1000 西周 雙房
{东胡?、
箕國?、
嵎夷?}
?-?
、{燕國} 		夏家店上層
龍頭山、南山根
山戎(無終)?、
令支?、屠何?}
?-? 		蔡家墳
{孤竹?}、
琉璃河
{燕国}
1000-771 		{北狄、
白狄、
赤狄、
厹由、
鮮虞} 		索墩布拉克
(伊犁河流域)
{烏孫?、
塞迦?}
1000- 0 		流水
{于阗?}
1000-0
察吾呼
{焉耆?}
1000-400
紮滾魯克
{且末?}
800-100 		蘇貝希
{楼兰?}
1000-200
石人子溝
{月支?、
匈奴?}
800-200
交河故城
{車師前}
100-0 		丰镐{西周}、
張家坡{西周}
1000-771 		侯馬
{晋国}、
李家窯
{虢國}、
{虞国} 		成周城
{西周}
1000-771 		上蔡
{蔡國}、
平粮台
{陈国} 		南小汪
{邢國}、
朝歌
{卫国} 		商丘
{宋国}、
陶丘
{曹國} 		梁王城
{徐国}、
薛城
{薛国} 		臨淄
{齐国}、
曲阜
{鲁国}
1000-771 		炭河里
{大禾?}、
羅子國
{罗国}、
{倉吾?}、
{蠻羋?}
?-? 		棗樹林
{西周隨國}、
周玉梁桥
{楚国}、
楚皇城
{楚國} 		古庸方城
{庸国}、
遼瓦店子
{楚国}、
{苴國} 		十二橋
{蜀國杜宇?}
1200-900 		{東甌、
越國} 		{吴国、
越國} 		{宜國、
邗国} 		{揚越} {干越} {古南越}
鐵器時代
冷期 		塔加爾
800-100
巴澤雷克
500-300
塔施提克
{堅昆?}
500-0 		{肃慎、濊貊、
高夷、扶餘 		漢書二期
{濊貊?、
扶餘?}、
白民?}
900-200 		沙井
{月氏?}
800-400 		{夜郎、且蘭、
滇國、昆明、
劳浸、靡莫、
邛都、筰都、
巂、漏卧、
鉤町} 		{七閩} 十三行
1000-0
　 東周
春秋 		<東周春秋> {义渠、樓煩、
林胡、白羊、匈奴} 		<東周春秋> <東周春秋>
770-403 		<東周春秋>
770-403 		{巴国、
夔羋} 		新一村
{蜀國開明?}
900-500 		<東周春秋>
770-403 		{西甌、
雒越} 		{西甌、
{蒼梧} 		{陽禺} {驩兜、
縛婁} 		{東甌、
閩越} 		{閩越}
500 <東周春秋>
　 東周
戰國 		水泉{山戎?}、
凌河{东胡?}、{燕} 		<東周戰國> <東周戰國> <東周戰國> <東周戰國>
402-221 		<東周戰國>
402-221 		<東周戰國>
402-221
　 秦 {秦、东胡} <秦> <西楚> {秦、白羊、匈奴} <秦> <西楚> <秦> <西楚> <秦> 220-207 <西楚> 207-202 <秦> 220-207 <西楚> 207-202 <秦> 220-207 <西楚> 207-202 <秦> <西楚>
西漢 {匈奴、堅昆、丁零、
渾窳、屈射、新䔣} 		{匈奴} {肃慎、濊貊、高夷、扶餘、沃沮} {匈奴、鲜卑、乌桓} <西漢> {匈奴} <西漢> {匈奴、月氏、烏孫、呼揭、西域三十六国} {匈奴、西羌、小月氏} <西漢>
202-AD 8 		<西漢>
202-AD 8 		<西漢>
202-AD 8 		{南越國} {甌、閩} {閩越}
0 {西漢、匈奴、鲜卑、乌桓} {西漢、匈奴} {西漢、月氏、烏孫、呼揭、西域三十六国} {西漢、西羌、小月氏} <西漢> <西漢>

This article is issued from Wikipedia. The text is available under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4.0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dditional terms may apply for the media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