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

溫州人 ǖ cōu nàng
永嘉玄觉 刘伯温 孙诒让 南怀瑾 姜立夫 徐遐生 叶永烈 叶适 诸宸 郑曼青 夏鼐 让·平 李强 龚如心 汤唯 张璁 邱清泉 杨焕明 苏雪林 高则诚
總人口
至少800萬人
分佈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浙江省溫州市 （800萬）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他地區（170萬）[1]
義大利	288,715 （90%的義大利華人）[2]
法國	6萬至10萬人[3]
西班牙	～116,000[4]
中華民國（臺灣）	臺灣外省人的一部分[5]
澳大利亞	澳洲華人的民系之一
美國	美國華人的民系之一（10萬人）[6]
荷蘭	荷蘭華人的民系之一[7]
加拿大	加拿大華人的民系之一
日本	日本華人的民系之一
語言
漢語主要使用吳語溫州話與浙南閩語（閩南話），少數使用吳語太湖片、贛語、閩北語、蠻話 畲語
宗教信仰
傳統的漢傳佛教、道教、儒教、中國民間信仰 近代的基督新教、天主教
相关族群
漢族

温州人是指籍贯、出生地或居住地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下辖县市区的人。在海外，由于青田在历史上曾经隶属温州，温州人和青田人往来密切，因此温州人的概念往往也包含青田人。^[8]溫州人大部分是漢族，主要使用溫州話。

溫州人以行商做生意聞名，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受温州本土的永嘉学派影响，商人在温州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1980年代，温州人率先通过本地小商品生产，再借由外地温州人血缘、地缘纽带，在全国范围内兜售温州生产的轻工业品而获利。1990年代以来，温州人由轻工业生产转向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温州商品的生产逐步外移，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在外温州人聚落，如北京的浙江村^[9]。1990年代以来，向外移民的温州人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到大中城市经商，并以商会组织相联络，对外广泛进行投资^[10]。2023年，海外温州人有将近70万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175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经商，建立起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11]。平均每4个温州人就有一个在外地经商，创造了远超过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12]。

改革开放后，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温州，到2000年代已经有近300万之众。自2005年起，以“新温州人”指代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说法逐步流行起来^[13][14]，如2005年起举办的新温州人歌手大奖赛等^[15][16]。新温州人群体中，男性居多，大部分都从事体力劳动，另有一部分是高学历、高技术人才。温州市对此出台政策，帮扶新温州人群体，以促进族群融合^[10][14][17]。

远古时期的温州地区经历了多次海侵与海退，东部平原地带曾经四次经历浅海到陆地的更替变迁。距今最近的一次海侵发生在约5000年到3000年，由于当时的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州东部平原沉入海底^[18][19]。温州境内以山海交错的峡湾、溺谷为主要地形；“岐”在闽语中意为水边突出部或坡地，温州、福建一带都遗留下大量包含“岐”的地名，如蒲岐^[20]。

远古时期的居民可能就居住在这些被称为“岐”的沿海的河谷或岙口，因此既可以从山中采集捕猎，也可以到海中获得渔产，物质相对丰饶，无冻饿之忧^[21]。但由于气候潮湿温润，地形狭隘不利稻作，因此难以积蓄食物，故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限制了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发展^[21]。浙南山区一向有采集薯蓣的传统，可能也与其在当地数量丰富、常年不腐有关^[21]。由于粮食不能自给，先民们可能不得不从事工商，较早地使用舟楫进行海上贸易^[22]。

浙南地区内石棚墓文化遗址、悬棺葬文化遗址、土墩墓文化遗址共存，说明可能有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部族同时居住于浙南地区，逐步交融，以适应本地山海交错的地理环境，最终形成了瓯越人^[23]。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围攻东瓯，汉朝出并制止，事后东瓯举国迁移到江淮之间。少数未迁移的瓯越人，与后来外来移民不断融合，逐步形成温州人群体。^[24]

晋末之后，北方动荡开启温州作为避乱地的北方汉人迁入潮，移民开始明显增加。唐末到五代，北方战乱带来的迁徙达到高峰，温州出现“多杂姓”的格局。两宋之际，宋室南渡过程中，大批官员家属与流民随行东迁，部分在温州定居繁衍。^[24]

宋朝以来，福建逐步形成地少人多的格局，促使福建居民移民温州。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发生严重水灾，灾后福建人口移入。明洪武年间起，沿海受到倭患压力，人口锐减。嘉靖晚期到乾隆时期，由于人口锐减，地方招民垦荒，形成持续数百年的福建移民入温高潮，以闽南移民为主。^[25]迄今历代移民到温州的人口中，80%来自福建省，大部分都是普通劳动者^[24]。

移民给温州的经济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6]。当移民们来到温州，不仅需要防备原住民的袭击，与不同族裔抢夺资源，还需要兴修水利灌溉设施，应对不同自然灾害^[27]。以祠堂、家谱、族田、家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宗族制度由于移民拓殖的需要，得到了强化，而温州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又为聚族而居、世代繁衍提供了条件，故而温州有大量聚族而居以及同姓村的记载^[26]。

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及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人口过剩问题。温州的人口亦由1755年的195,056户增长到1820年的369,823户，近乎翻倍。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战事波及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在内的五省，人口几乎减半。温州受到战事波及较小，并成为战后浙江省十一府中唯一人口增加的地区，因此人口压力并未减小。^[28]

鸦片战争后，沿海各地被辟为商埠，温州亦在1876年开埠。外来商品涌入致使本地小农经济解体，山区居民首先开始迁移到沿海平原谋生，因此大量青田人携带青田石雕来温州贩卖销售，并在随后将市场拓展至中国沿海地区^[29]。随着青田石雕推向日本、南洋、欧洲、美洲等地区，石雕艺人也开始走出国门，再加上一战期间两千多青田劳工滞留海外，海外形成青田华侨群体。^[29]

1920年起，青田周边的温州文成、瑞安、永嘉、瓯海等县居民，受到已经出国的青田亲友提携，纷纷向海外移民^[30]。由于日本降低了中国的签证要求，再加上到日本的船票费用远低于前往欧洲的费用，大量温州人转而移居日本。^[31]1920年至1923年春，青田、瑞安、永嘉三县区交界地带有五千多人到日本以青田石雕等谋生^[30]。1922年，在日温州人在5000人以上，占在日华人三分之一左右。^[31]随着日本在1920年前后出现经济危机，1923年1月起日本政府驱逐来日从商、务工的外国人^[32]。从1922年到1923年间，被拒绝入境或者入境后被驱逐的温州人占在日华人的多数^[31]。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造成温、处两地华工、商贩约4000人受灾，并出现严重伤亡与回国潮，受灾侨民回国总数记为3351人^[32]。震灾期间，东京、横滨等地发生针对中国人的集体屠杀，被杀害的中国人中多数为温州人^[31]。此后温州港对外贸易在1925到1927年间出现显著下滑，外侨与海关人员相继离埠，海外外出活动随之减少^[32]。

1929年前后，温州接连遭遇严重天灾，先有飓风，继而洪水，稻田受灾广泛；又爆发虫害，毁稻速度极快。灾荒之下，乡民温饱无着，只能再次冒险外出谋生。与此同时，国内政治与军事动荡进一步推高外流压力。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剿共、内讧与抗日为由，各地抓壮丁频繁，温州地区许多青壮年为躲避征抓被迫离乡出国。早期出国者在海外获利的消息不断传回家乡，关于在西欧经商致富的故事在乡里流传，美化了海外致富想象，刺激了更多人追随出洋。恰逢二战前后西方对劳工需求上升，来华招工与乡村网络相互叠加，使温州多地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出国热潮，推动了近代温州第二次海外移民高潮的形成，文成玉壶、瑞安丽岙与白门桂峰、永嘉瓯北等地出现出国热潮；同时，移民目的地逐渐从日本转向东南亚与欧洲。^[32]温州人以旧移民者帮带薪移民者的形式，于1935到1936年间在温州形成出国高峰，但这股移民浪潮随着抗战爆发和中共建政而中断。^[30]

文革期间，部分温州人开始流散到全国各地，从事手工艺生产，或者做小买卖。到1970年代末，这部分人逐步形成了将近十万人规模的温州供销员群体。到1986年，有14万温州供销员分布全国各地。此后，温州人向外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从1979年到1995年，浙江省公安机关批准公民因私出国22万余人，其中温州和青田占一半有余。全国各地、温州以外的温州籍人数由1990年的40.8万增长到2000年的117.1万人，到2010年左右由超过175万温州人在外，占当时温州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有6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是1990年后的移民。^[33]2014年，浙江省政府表示，温州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68.89万人，占浙江省三分之一强。温州籍华侨华人开办44家海外华文媒体，占全省三分之二强。^[34]2023年，海外温州人有将近70万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175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经商，建立起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11]

1901年，温州成立温州府商会，是较早出现的近代商人组织之一。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成为早期商会正式法律依据，并概括商会当时的主要职能，包括支持个体商人申诉、调解仲裁商事纠纷、承担一定行政管理职权，以及参与工商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等。^[35]改革开放后伴随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行业商会大量涌现，但其发展也受到法律地位不明确、与政府关系不平等等因素制约。^[35]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推进和地方治理模式转型，行业协会逐渐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重要中介力量，温州作为行业协会试点城市之一，1993年即赋予烟具协会部分管理权，1999年出台《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之后在2004年、2005年进一步完善职能体系，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迹。温州商会由最初的自发性民间组织，逐步嵌入地方治理体系，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主体。^[36]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异地温州商会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异地商会组织。^[37]温州商会强调行业自律、利益协调与互助合作，其合法性既来自为会员提供服务的能力，也来自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功能。同时，温州商会的发展深植于温州民营经济传统与商帮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与网络性，其运作取决于政府政策空间。在职能结构上，温州商会职能可分为代表、协调和服务三大类。代表功能表现为为会员企业争取利益、参与政策沟通；协调功能包括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协调行业内部关系、制定行业标准；服务功能则包括提供信息咨询、组织展会、开展培训、推动品牌建设等。在组织结构方面，温州商会逐步形成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但在现实运作中仍面临资源不足、能力有限与制度支持不充分等问题。^[36]

温州人移居海外虽可追溯很早，但真正形成可持续的群体性迁移与网络扩张，是近代以来特别是1918年以后出现的，第一代移民在缺乏既有资源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初的移入地选择与落脚，并由此为后续网络提供了地理与社会基础。先移民者会通过家庭团聚、劳工申请、提供担保、收养、联姻等途径带动亲友出国，也存在以旅游、探亲名义滞留乃至借助蛇头非法跨境后再经大赦合法化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先移民者与后移民者分享信息、提供移民路径，从而显著降低后移民者的门槛与成本，使亲缘与地缘关系成为移民链条的纽带。与此同时，连锁移民之所以能持续，并不只是经济利益驱动，还与社会心理结构有关：先移民者一方面把“带人出国”视为对早年乡亲“路彩”式支持的回报，另一方面也需要语言相通且可信赖的劳动力，并借此扩大群体影响力与自身声望；后移民者则在汇款、返乡与炫耀性消费塑造的“国外更好赚钱”的社会氛围中产生相对失落与羡慕，心理与社会层面因素交互强化，形成推动更多人跟随出国的社会力场。^[38]

温州人同时依靠非正式与正式两套联结机制来维系与放大社团网络效能。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是“亲缘、地缘、业缘”，通过共同语言、习俗与价值观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建立非正式信用机制，促成融资与合作，并以群体内部的商业道德约束交易、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使初到侨居地且语言受限的移民能够在族群内部获得就业与生计，但也可能导致行业同质化与对外互动受限。在此基础上，章程化、制度化的社团构成了更可见的“桥梁”，既强化海外网络内部节点的联结，也把海外网络与国内侨乡网络重新连接起来，为投资、贸易与信息对接“修桥铺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新移民适应侨居地、维护权益与参与当地活动。与此同时，网络边界呈现出对侨乡开放、对侨居地相对封闭的双重特征：与国内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互动频繁，而与侨居地社会的交流往往更多停留在经济层面，语言障碍与经济竞争容易加深隔阂，但侨二代、侨三代正更倾向突破封闭性，尝试进入更广泛的当地社会领域。^[38]

温州市人口总数仅次于杭州位列浙江省第二，外来人口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39]。根据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温州市常住人口为985.2万人，较上年增加9.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全年出生人口5.4万人，出生率5.6‰。死亡人口6.1万人，死亡率为6.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6.0%。^[40]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温州在2000年和2010年曾是浙江省吸纳省外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到2020年则被杭州、宁波取代。^[41]

在浙江省内，温州商会从1999年嘉兴设立首家省内商会开始，逐步向杭州、湖州、舟山、宁波、金华、丽水、绍兴、衢州、台州扩展，最终完成全省布局。^[37]根据2018年中国移动合作发布的报告，中国移动有683万温州籍用户，其中214.7万在外地，几近一半在省内，一半在省外。在省内的用户中，有32.8万温州用户常住杭州，占省内在外温州用户总数超过三成，其次是金华、台州和宁波。^[42]

1990年代，随着温州本地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本地市场已难以满足扩张需求，温州商人开始全国布局，形成“温州街”“温州商贸城”等集聚现象。温州民营企业家数量迅速增加，2002年在外温州民营企业家约154万人，2011年达233.54万人，占户籍人口约30%，庞大的在外群体需要组织化平台来协调利益、维护权益，这推动了商会制度化发展。温州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与创业规模迅速扩大，相继成立大量异地温州商会。1995至2001年，商会在云南昆明、西安、武汉、天津、成都、银川、厦门、通化等地相继成立。2002至2008年，以已成立商会城市为中心，温州商会向周边城市扩散，例如以哈尔滨向大庆、吉林扩展，以呼和浩特向乌兰察布扩展等，形成区域内部连片增长。2009至2019年，以多个中心城市为节点向周边辐射，温州商会的空间网络更加密集。^[37]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温州在外省的人口规模始终居于浙江省首位，2020年流出人口占浙江省跨省流出总量的三分之一强。^[41]根据2018年中国移动合作发布的报告，把省外温籍用户大多聚集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江苏、广东、上海、福建和北京五省相加占比将近一半，江苏用户最多，有15.9万人，广东次之，有14.9万人^[42]。2020年，常住外省的温州人数量由2010年的96.1万人下降到72.5万人，据推测可能是由于老一辈温商返乡、新一辈温州人通过电商来经商，故而选择留在家乡。^[43]

温州华侨规模庞大，分布全球，三分之二集中在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职业结构经历从早期苦力、小贩向餐饮业、皮革业、制衣业、加工制造业、商贸业乃至房地产、外贸出口等多元行业转变。文化程度整体明显提升，第一代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第二代初高中为主，第三、四代普遍受过中学以上教育，并出现留学生与高学历专业人才。同时，温州华侨通过侨汇、侨资企业和公益捐赠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侨汇规模巨大，侨资企业在地方经济中占重要比重，公益捐赠遍及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44]

温州华侨内部差异明显，主要体现在区域来源、移民方向与职业传统三个方面。文成玉壶，瑞安丽岙、塘下虽同属温州重点侨乡，但移民起始时间不同：玉壶和塘下始于1905年，丽岙始于1929年。移民方向亦各有侧重，玉壶镇侨胞集中于意大利和荷兰，丽岙镇集中于法国，塘下镇集中于意大利。职业结构存在地方传统差异，玉壶镇侧重餐饮与加工制造业，丽岙镇侧重制衣业，塘下镇侧重皮革业和商贸业。此外，不同世代之间在文化水平、社会融入方式与产业拓展能力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代际分化的结构特征。^[44]

2022年末，与温州市政府登记在册的温州籍海外侨团共有367个，分布在六大洲1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洲252个、亚洲41个、北美洲30个、南美洲24个、非洲11个、大洋洲9个，创设有33所温籍海外华文学校、21家华文媒体，主要集中在西欧。另外，在港澳分别设有香港温州同乡会与澳门温州人商会，温州市直属国资企业现代集团在香港设立香港雁荡公司，亦参与对外联络职责。^[45]

温州人是法国最具历史代表性的华人移民群体之一。在巴黎的温州移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4至1918年英法在中国招募约14万华工支援前线，战后大多数人返回中国，但约有2000至3000人选择留在法国，其中多数来自温州、青田一带。他们之所以得以留下，与在巴黎结识早已定居并从事经商的同乡有关。正因如此，青田人作为最早的在法华人移民群体之一，其早期商业活动为后续温州移民赴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30年代，青田周边的温州移民陆续来到巴黎，而二战爆发前夕外来移民基本全面中止，二战期间温州人赴法几近消失。二战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来自温州的移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低迷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移民赴法重新活跃，通过家庭团聚、非法偷渡等多种途径进入法国。如今华人移民群体尤其温州移民主要集中在大巴黎地区，同时也开始向里尔、里昂、马赛等大城市，以及普瓦提埃等中小城市扩散。^[46]

早期海外华侨华人往往以菜刀（餐饮业）、剪刀（制衣、裁缝业）和剃刀（理发业）谋生，故称“三把刀”。温州人长期以“三把刀”起步，并随后转型。20世纪30年代，巴黎三区与四区交会处“工艺-庙街”一带有法国商人从事皮革加工并丢弃皮革废料，温州移民群体回收这些废弃物再加工成小钱包、小皮夹等皮具兜售，受到法国顾客欢迎，一部分人由此完成早期资本积累，甚至成为手工作坊老板。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外贸经济发展，服装生产和皮革加工等生产性华人经济活动受到祖籍国经济影响，带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大量出现在华人经营的批发店铺中。餐饮业则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但在2000年前后出现调整：一方面是以中国菜为主的餐饮市场趋于饱和，加之部分中餐馆曾因被当地媒体曝光公共卫生事件而导致中餐形象受损，部分餐馆在菜品上走向多样化，既扩展到越南、泰国乃至日韩风味，也提供适配其他移民族群的特色菜，并出现面向大众口味、以健康养生为卖点的夏威夷盖饭等；服务方式也从传统堂食逐步演变为快餐外卖、自助或现场炒锅等流行形式。例如在巴黎歌剧院区域，过去是日本人经营餐饮的集中区，但近二十年来华人经营的日餐馆越来越多，并扩散到大巴黎乃至法国各地中小市镇。与此同时，温州人及其他移民群体也进入建筑装潢、物流、通讯技术、旅游、房产、媒体、会计、美容业、语言学校等新领域。^[46]

从巴黎华人商业空间的现状看，批发业在华人经营店铺中占比超过一半，达到66.6%，并主要集中在巴黎三区与四区的“工艺-庙街”华人商区、十一区的“色丹-波帮”华人商区，以及巴黎北郊欧贝维利耶华人商区；同时，巴黎十二区“蒙伽雷街区”以非食品零售业占比较高为特点。相比之下，餐饮及食品零售业在巴黎十三区“舒瓦西三角”以及美丽城更占优势，但华人经营餐馆在地理空间上实际上更为零散，分布在整个巴黎。1985年以来，说华人商区发展飞速，2012年店铺数量为1985年的2.3倍：十一区“色丹-波帮”、十二区“蒙伽雷街区”和欧贝维利耶在1985年尚未出现华人店铺，但到2012年已成为三个显著的新华人商区。^[46]

温州人大规模移民意大利始于20世纪80年代^[47]，时值意大利普拉托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遭遇严重经济危机，大量企业倒闭，就业岗位流失，为海外移民进入提供了空间。自1990年，借助意大利多次移民大赦政策，大量中国移民，尤其是温州人，开始在普拉托聚集。温州人逐渐成为当地华人群体的主体力量，在不过二十年的移民历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以服装加工为切入点进入当地产业体系。随着移民规模扩大，温州人依托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创业示范效应，逐步形成以同族网络为核心的族裔经济结构。从最初的成衣加工厂，发展为涵盖设计、生产、批发与零售的完整快时尚产业链。普拉托的产业结构也由传统纺织业向快时尚产业集群转型。华人族裔经济对普拉托省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11%，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华人群体规模扩大，经济与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逐渐显现。围绕非法移民、税务问题、劳动条件以及生活习惯差异等议题，当地社会对华人社区的态度趋于收紧。2009年以后地方政府加强整顿监管，2013年“12.1”火灾事件后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华人企业受到较大冲击，族裔经济发展面临压力。^[48]

与其它欧洲国家不同，大多数意大利的华人移民都属于新移民，绝大多数在意温州人属于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47]意大利逐渐成为欧洲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其中绝大多数华人来自温州及其周边地区。这种高度的地域集中性，使温州人成为意大利华人社会的主体力量。在移民动因方面，温州人移居意大利通常带有明确的经济期待，希望改善生活条件、赚取更多收入，并通过家族纽带实现移民团聚。普拉托是欧洲华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温州移民的重要聚居地。^[47]在意大利的温州移民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与家庭作坊^[49]。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意大利社会对外来移民的警惕甚至歧视态度，温州人群体在社会互动中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特征^[50]。移民之后，温州人报告出更强的民族身份认同感，移民并未明显削弱其传统价值观取向，随着在意大利居住时间延长，温州人对亚洲价值观的坚持略有下降，但幅度不显著。由于面临欧洲金融危机、意大利经济停滞以及移民政策不稳定等现实困境，虽然最初的经济期待未必实现，但家庭团聚和亲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整体生活满意度^[51]。

荷蘭是目前是歐洲第三大華裔溫州人聚居的國家。荷兰华侨华人的最早历史可追溯至1911年，当时因荷兰海员罢工，船务公司从伦敦雇佣华籍海员进入荷兰，此后1918年前后又有来自广东的华人迁入。二战期间及战后，又有印尼、苏里南等地华人迁入荷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部分温州人经香港辗转进入欧洲，再迁至荷兰；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量大陆华人通过亲属网络合法或非法进入荷兰。印尼和苏里南华人因历史殖民关系，会讲荷兰语，社会融入程度较高，多从事医生、工程师等职业；而来自大陆与香港的华人多集中在中餐业，与主流社会交往较少，社会地位相对较低。^[52]

在荷兰华侨华人中，来自青田、文成、瑞安等地农村的温州人占多数。据内部估计，约85%的华人从事中餐业，全国约有2600多家中餐馆，占荷兰餐饮业总量的二十分之一。近年来因竞争加剧，部分华人开始转向商贸及高科技行业。但经济地位的提升并未同步带来社会与政治地位的提升。特别是80年代后移民的大陆华人，经济融入较快，但社会文化融入滞后，仍生活在内部社会圈中。^[52]不同历史背景导致内部华人群体之间交往有限，甚至彼此认同差异明显；印尼华人和苏里南华人因历史背景与语言优势，更容易融入荷兰社会，香港华人因为有语言障碍，都与大陆华人社团来往较少。当前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数量达七八十个，类型多样但功能高度重叠。其主要作用并非行业自律，而是内部交往、接待国内政府、募捐与身份展示。社团会长选举中“关系大于制度”的逻辑，与中国农村“差序格局”高度相似。社团内部具有明显地缘与家族色彩，会继续针对温州以下的文成人、瑞安人、温州市区人继续细分，成立不同华人社团。家族原则在社团中延续，部分社团由特定家族掌控，父子兄弟共同参与组织运作。^[52]

約70％的西班牙華人來自浙江溫州或青田。^[4]西班牙华人移民的近代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其中浙江青田、温州地区移民逐渐成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至1936年内战前，华人最多时约300余人，主要分布于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内战与二战期间人数锐减。1973年中西建交后，大陆移民通道重启，1974年青田人取得签证赴西，此后浙南地区，尤其青田、温州成为西班牙华人移民的重要来源地^[53]。

经济结构方面，华人以创业型经济为突出特征。2015年登记为“自雇个人老板”的人数47,312人，占华人总数23.89%，劳动年龄人口中约三分之一为老板^[4]。主要行业包括中餐馆、百元店、酒吧与批发业。全西班牙已有8000余家酒吧由华人接手，百元店在2008年统计达8500家，批发商超过2000家^[4]。中餐业自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西班牙，80到90年代随华人社区扩大迅速扩张，进入21世纪后走向多元化与精品化发展^[54]。中餐成为西班牙华人经济的重要产业，并逐渐规模化^[54]。

地域分布方面，华人集中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大自治区^[4]。但进入21世纪后社团分布范围明显扩大，覆盖15个自治区和1个自治市，仅少数地区未设华人社团^[55]。华人社团在1984到2000年间低速发展，仅45个社团；2001—2019年为高速增长阶段，社团总数达到429个社团，2015年后出现井喷式增长^[55]。社团名称中出现明显的来源地细分，从最早的温州、北京、上海逐步既向上分化为浙江、福建、山东等省，也向下细分出县、街道层级，也出现跨伊比利亚或欧洲层级的更大范围组织^[55]。随着华人二代逐步进入社会舞台，社团组织与议题更加多元^[55]。

温州人赴日的历史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0年代末，日本经济因战争刺激而迅速发展，出现劳动力不足，而中国社会动荡、经济困顿，形成明显的经济落差。在移民成本低、距离较近以及日本当时对中国人实施无护照政策等因素推动下，温州人开始大量赴日。1921年为高峰期，1922年在日温州人约5000人，占当时在日中国人总数约30%。他们多从事伞、石材、药品、帽子等买卖，也有从事体力劳动者。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中国人遭受暴力事件，温州人受害较多，此后东京温州人劳动者组织解体，早期移民网络受挫，1924年至1972年为低迷阶段。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温州人赴日人数急剧下降，相比之下更多转向东南亚与欧洲。例如1930至1939年间，文成县赴日仅48人，而赴东南亚346人、赴欧洲246人。1949年后因中日无外交关系，移民活动进一步受限，但温州籍华侨仍活跃于东京华侨总会、留日浙江同乡会等侨团之中，在维系中日民间联系方面发挥作用。^[56]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日温州人进入新阶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赴日人数快速增长。1989年在日中国人超过10万，1994年超过20万，2008年超过60万，2018年超过76万（第3页）。在日温州人具体人数缺乏官方统计，但根据访谈资料，目前约2000人，主要分布在东京、横滨、静冈、长野、名古屋和大阪等地。1984年石卷市与温州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并开展互访与研修生交流计划，这一制度化联系为温州人与日本地方社会建立稳定互动渠道，增强了两地间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联系。进入21世纪后，在日温州人以留学生和创业者为主体，呈现年轻化和高学历特征。行业分布广泛，包括贸易、餐饮、不动产、IT、环保建筑技术和动漫等。企业遍布日本47个都道府县，尤以首都圈和近畿地区为多。2000年5月7日，日本温州总商会在横滨成立，并与日本商会及其他华商团体开展合作。日本浙江总商会成员中温州籍占一半以上，显示温州人在日本华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温州商会不仅服务在日华人，也承担招商引资、对接项目等职能，成为连接家乡与日本的重要平台。^[56]

温州人赴美属于相对较新的移民潮。温州作为侨乡，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下辖文成、瑞安等地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更多迁往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并取得经济成就，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美洲，进入纽约、洛杉矶等地。以叶康松等企业家型先行者为代表，他们以海外投资方式进入洛杉矶，最初尝试农业开发受挫后转而从事将温州小商品直接卖到美国的贸易活动，并带动一批在温州创业有成的工场主赴洛杉矶开拓市场，形成早期小高潮。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温州企业家财富积累与全球化扩张诉求增强，投资移民成为主要方式。2010年以后，以留学与子女教育为核心驱动。富裕家庭将子女送入美国高校或K12体系，部分学生毕业后通过就业留美并定居洛杉矶，也有家长为陪读而在洛杉矶置业定居。^[57]

2000年代后出现的生活驱动型移民，主要出于资产全球配置、追求更优居住环境与更“宁静”的生活方式。由于温州城市拥挤、工业密集、气候不适等与洛杉矶低密度、地中海气候、空气与生活空间优势形成对比，不少温州富裕阶层把洛杉矶作为首选定居地。2006年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相对放松，加州高校密集且对中国学生较友好，温籍研究生、本科生数量不少，部分人毕业后通过H1B等途径留美定居，一些家庭为孩子获得更宽松多元的基础教育与未来升学优势而选择家庭迁移陪读。EB5因门槛相对明确且被认为能同时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而受到温州人青睐，L1则因手续便利、可携家属而在早期更常见。^[57]

早期移民因语言能力限制，与美国主流社会隔阂较大，更多依赖微信与中文网络构建“中文世界”，并更依赖温州人圈子维系社交；而后期受过高等教育者更愿意走出温州圈子，在美国社会建立人脉。温州人整体更倾向“融入华人社区”，并依托华人服务机构生活与办事，显示其与更广义的华裔社会存在强关联，同时在居住选择上明显围绕传统华人聚居城市。不论早期或后期移民，温州人与祖籍地联系都非常紧密。资历较深且商业成就较高者更可能在政治层面与国内产生联系，例如担任温州市或浙江省政协委员、参加侨界活动，商会领导也与统战、侨联保持沟通并组织回国考察与投资讨论；资历较浅者政治联系较少，但商业联系依旧密切，例如中美双向贸易、留学与赴美生子中介等业务都使其供应商或客户与中国紧密相连。^[57]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州中国政府推行市场化改革和“走出去”政策，非洲逐渐替代欧美成为华商新的经济移民空间，温州商人在这一浪潮中扮演典型角色。不同于早期契约劳工或政治移民，他们以经商为核心目标主动进入非洲市场。^[58]2000年前后已有温州人赴加纳从事服装贸易并迅速完成资本积累，随后转入矿业投资^[59]。温州人在非洲的早期阶段普遍面临严峻的生存风险与环境冲突，非洲社会治安问题、疾病风险、基础设施落后等，都构成现实挑战。部分早期移民多次感染疟疾并死亡，后来才逐步形成商会救助机制和疾病应对经验。此外，温州商人进入非洲市场时往往语言不通、制度不熟，需要学习当地语言，掌握专业术语，实现文化适应^[59]。随着温州人数量增加，温州商人在非洲遭遇安全冲突、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与政治冲突：其中经济冲突表现为与当地商人、其他族裔商人以及华商内部之间的竞争；政治冲突则涉及税务、执法监管与制度摩擦。^[58]

当温州商人规模扩大后，逐渐形成商会组织与跨国网络结构。以西非中国工商联合总会为例，其成员来自多个西非国家，人数超过1000人^[60]。部分成功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参与地方社会活动等方式改善族群形象。例如在加纳投资矿业的温州商人承诺拿出利润支持当地慈善事业，并聘用当地人员参与管理，从而增强与当地社会的信任关系^[60]。当前温州人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呈现多元化趋势，从早期百货贸易、服装批发，扩展至矿业、进出口、加工制造等领域^[58]，同时形成明显的跨国循环结构，即在非洲积累资本，再回流中国投资，例如将非洲盈利资金投入国内粮食产业或制造业^[60]。

• 蔡建娜.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温州模式与发展转型 (博士论文).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0. 
• 林亦修. 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ISBN 978-7-5426-2995-1. 
• 周德文; 吴比. 四海皆商机·温州人的创富史（1978-2010）.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308083317. 
• De Pretto, Laura. Social identity amongst Wenzhounese immigrants to Italy: Asia values adherence and bicultural possibilities [意大利温州移民的社会认同：亚洲价值观的坚持和双文化的可能性] (博士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英语）. 
• 陈丽霞.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 (博士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