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璉

賴璉
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
任期 1978年—1983年8月13日
中華民國第1屆立法委員
任期 1948年—1953年12月31日（辭職）
选区	福建省第四區
个人资料
字	景瑚（中年後以字行）
出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  大清湖南省長沙府
逝世	1983年8月13日(1983-08-13)（82—83歲）  中華民國臺北市空軍總醫院
死因	攝護腺癌
籍贯	福建省永定縣
政党	中國國民黨
配偶	原配張氏 繼配陳杏秋
儿女	子賴光武（物理學家） 女賴秀英（張氏出）、韻玫、韻珊、韻琪（陳氏出）
父母	父賴藿卿、母盧婉
亲属	女婿袁明道
母校	美國伊利諾大學機械系 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碩士
著作	《遊蹤心影》、《煙雲思往錄》、《國際問題論叢》（全十冊）等
经历 加拿大《醒華日報》總編輯（1924年） 黃埔軍校高級班上校機械工程教官（1926年） 總政治部秘書長（1927年，與曾養甫接收） 上海兵工廠工程師（1928年） 軍官團上校教官兼組織科長（1928年） 《京報》總編輯（1929年） 中央政治學校教授（1929年起） 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約1930年） 《中央日報》總編輯（1930年－1932年） 南京市黨部委員兼宣傳部長 南京市政府祕書長（1932年6月－1935年6月） 國民會議祕書處祕書（1931年4月）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後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 江蘇省政府縣長考試典試委員（1930年6月） 湖南省普通考試典試委員（1936年7月） 湖南省黨務特派員（1936年） 國立西北工學院院長（1938年起） 國立西北大學校長（1942年10月－1944年8月） 教育部常務次長（1944年10月－12月）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45年5月） 中央海外部副部長（1945年7月起） 中央常務委員（1946年當選）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6年） 第一屆立法委員（1948年－1953年） 聯合國秘書處中文組主任（1953年－1967年） 總統府國策顧問（1978年－1983年）

賴璉（1900年—1983年8月13日），名璉，字景瑚，以字行，筆名覺仙。原籍福建永定，生於湖南長沙。中華民國報人、教育家、政治人物與國際問題專家，中國國民黨籍。早年留學美國習機械工程，歸國後以筆為劍，歷任《京報》、《中央日報》總編輯，為國民政府初期重要的輿論主將。抗戰時期轉而辦學，先後出任國立西北工學院院長及國立西北大學校長。行憲後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以直言敢諫聞名。國府遷臺後流寓美國，任職聯合國秘書處，晚年返臺定居，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賴景瑚祖籍福建永定，為客家後裔。父賴藿卿於清末移居湖南長沙經商，創立「賴德隆」商號，經營福建水煙致富，遂定居於此。母親盧婉，賢淑端莊。父母思想均極開明，不要他繼承商業，一心一意培植他讀書^[1]。

賴景瑚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於長沙，自幼在湘成長。未滿五歲，父親便租用鄰居客廳設館為之聘師啟蒙。民國元年（1912年），入福建會館所設之全閩小學，不久轉入湖南第二公校，未及一年，學校更名為嶽南中學。四年秋，考入學風開明的教會學校雅禮大學預科。當時他「不過十八、九歲，是一個只想讀書救國，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2]。在預科期間，英文教員辛克豪斯（Mr. Sinkhouse）對他「愛護最深，提携最力」，使其甚感「深恩厚澤」，永不能忘。由於父母開明，和這位老師的善誘，他終於達到以讀書報國，以科學救國，赴美留學深造的目的^[1]。

八年預科畢業後，父親因其時歐美香煙入侵、水煙生意一落千丈、家道中落而反對其出國留學。幸經族叔敬泉說項，始允籌措旅費。辛克豪斯又介紹其在滬友人斯密士偕同赴美。1919年6月他離湘抵滬，7月下旬僱車登輪，竟將護照遺失車上。經斯密士勸慰登輪，船抵日本横濱，辛克豪斯自朝鮮來同行。抵舊金山，護照事無法解決，辛、斯二人拜託美國移民局官員清查護照紀錄，該員檢查後說：「這個學生的簽證紀錄是正確的，我聽了你們兩位的供詞，知道你們所說的全是事實，我就讓這孩子入境讀書吧！」方得順利入境^[3]。

1920年，他告別故土，遠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半工半讀^[3]。1921年夏天，他在芝加哥一個中國餐館「打工」謀生。每晚到了生意清淡的時候，一個譚姓廣東廚師必和他大談救國的道理。廚師說：「日本如此侵略不停，當權的北洋軍閥又那麼沒有出息；我們只有受孫中山先生的領導，才可救中國的危亡。」他慷慨激昂地講述孫中山先生的偉大，說：「救國是大家的事，不能讓中山先生一人在那裏奮鬪，你們留學生加入了國民黨，我們的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賴景瑚大爲感動，仔細讀了廚師送給他的「三民主義」小册子，自覺十分慚愧：「我們留學生所見，反不如一位厨師。我們的愛國熱忱，實在差得太遠了」^[2]。

暑假後回校，他銳意研究三民主義。其時留美學生大部分是所謂「官費」出洋的，也有若干官吏及富商的兒女，他們「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簡直沒有人談到救國的事。賴景瑚想找中國同學研究三民主義，竟不易找到願意和他討論的人。後來他遇見剛從上海來美的研究生程天放，彼此暢談國事，相見恨晚。兩人各言自己救國的志願，談得非常投機，遂相約逕向舊金山國民黨總支部申請入黨。總部負責人陳耀垣回信說：「留學生自動申請入黨，是很少有的事，所以特別歡迎」。時為1922年^[2]。

1923年，程天放伊大畢業，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繼續研究，同時奉派接替即將回國的黃季陸主持《醒華日報》，因邀賴景瑚每週寫社論一篇。賴景瑚在伊大第四年獲清華半官費一年，每月四十美元。1924年伊大畢業後，至底特律福特汽車公司研究汽車製造及工業管理。工作近年，程天放來美，告以健康欠佳又趕寫博士論文，挽景瑚赴加主持《醒華日報》。公誼私交，義不容辭，他便「把待遇優厚而有遠大前程的工程師職位辭却」，立刻到多倫多去辦報。他每月只拿幾十元生活費，一天要工作十多小時，從社論到副刊、新聞和廣告，都是一人擔任。他年靑力壯，不以為苦，反覺得那是為黨服務，又和僑胞接近，精神上十分愉快。公餘還能在多倫多大學選修政治經濟課程。這是他第一次走進新聞界^[2]。

1925年，他將《醒華日報》移交伊大同學孟廣照，回美入康奈爾大學研究院修讀工科碩士學位，同時為《少年中國晨報》撰寫社論。1926年讀完碩士後，聽聞國民革命軍北伐，便致函蔣總司令願在工程及科學方面盡力，未獲答覆，便起程回國^[3]。

1926年回國抵滬後，經人介紹認識革命元老石瑛，以石瑛將赴廣州接掌石井兵工廠，遂先行赴粤。抵廣州後，共產黨反對石瑛就職，賴景瑚流落街頭，幸遇在美舊識李範一，介紹任中央黨部組織部幹事。在那裡認識了陳果夫和吳倚滄等人^[2]。不久，他擔任了黃埔軍校高級班的工程教官。他穿起上校階級的軍服，才覺得自己正式加入了國民革命的隊伍。他也曾兼任中央大學工學院的教授及中央政治學校的三民主義教授^[2]。

1927年清黨期間，他奉命與曾養甫接收被共產黨盤據多時的總政治部。曾養甫當主任，他當秘書長，與共產黨短兵相接，「或明爭或暗鬪，其勇敢、機智、沉着的革命精神，遠過於一般同志」。11月張發奎、黃琪翔回師佔領廣州，下令通緝賴景瑚，他走避香港轉上海，幸得脫險^[1]。此時石瑛已在上海高昌廟兵工廠任廠長，即派他任工程師並襄助管理全廠行政事宜^[3]。

1928年，中央派張羣接管高昌廟兵工廠，時總司令部成立軍官團，程天放任政治部主任教官，邀賴景瑚為上校教官兼組織科長。未及一年即告結束，經陳立夫介紹任總司令部所支持的《京報》總編輯，每日撰寫社論。賴景瑚年少筆銳，每多批評政府內政外交政策，放言無忌，致使總司令處境困難。最後《京報》以「中央日報不日遷京出版，京報已無繼續發行之必要」而停刊^[3]。

1930年，中央日報改組，賴景瑚由宣傳部長劉蘆隱及常委胡漢民推介，任中央日報總編輯。在任期間約有三年之久，正逢黨國多災多難，先後遭遇到三大艱危處境^[1]：

一是應付所謂「湯山事件」。這事件是如何引起、如何的驚心動魄，他在所著的《煙雲思往錄》中有詳細的記載^[1]。

二是應付九一八事變所引起的學潮。當時靑年學生祇知要打日本，而不知其時還沒有對外作戰實力，更不知政府忍辱負重的苦心。加以中共不斷從中煽動，自然都認為政府不抵抗，還遷怒到中央日報，幾度要搗毀報館，要放火燒報館。賴景瑚却「不憂不懼，沉著應付，報紙照常出版，沒有一天間斷」^[1]。

三是應付一二八淞滬之戰後的首都危局。當時國民政府和日軍在滬作戰，敵人竟遣砲艦向首都下關砲轟，政府人員不得已往洛陽開國難會議。南京只留有拱衞首都的軍警和中央日報。其時總編輯雖秉承無人，但賴景瑚「自認為中央日報與軍警一樣重要，決不讓中央日報一日停刋，誓與首都共存亡」。他立將家眷送往杭州岳家，本人則終日坐鎭報館，使全體同仁不恐慌。每天按時出報，使全城老百姓見了報稍稍心安，不更恐慌紛亂。他就這樣的做到淞滬協定簽字，中央大員還都。那時他已「苦撑得筋疲力竭」，不得不向代理宣傳部長邵元冲堅辭。後由上海時事新報主筆程滄波繼任^[1]。

離開中央日報後，賴景瑚對選舉一事深感興趣，並當選南京市黨部委員兼市宣傳部長。1932年3月，石瑛膺任南京市長，挽賴景瑚任秘書長，倚為左右手。石瑛是他一生「很敬佩，很感激的忘年交」。石瑛以脾氣壞、性情急躁出名，但對他不但信任、奬掖、提携、培植，而且從來沒有發生過意見上或言語上的衝突。石瑛「痛恨貪官汚吏，但從不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他的僚屬」^[2]。

在任三年間，因石瑛年邁多病，賴景瑚幾乎代理了一大半時間。他們完成了自來水工程及全城的馬路系統，使南京從一個「破爛的舊城」變成了現代化首都。又創辦了許多公立學校，建築了若干平民住宅，復興了日趨衰頽的南京錦緞。石瑛辭職離京之日，下關的老百姓跪在道旁送他上火車^[2]。1935年6月，隨石瑛辭職而共進退。

1935年11月，賴景瑚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旋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中樞緊急會議決定派賴景瑚携無線電台至洛陽設辦事處，就近搜集西安情報。時値父喪，擬刻日回湘，葉楚傖、陳果夫責以大義，始勉强赴洛^[3]。

事平後，中央與兩廣僵持，有發生軍事衝突之可能。湖南省主席何鍵首鼠兩端，且湖南黨務有甲乙兩派明爭暗鬪，幾乎牽動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賴景瑚受命為湖南省黨務特派員，圖說服何鍵並團結兩派。幸甲派張炯、乙派毛飛老成謀國，捐棄成見，何鍵亦勉能服從中央。他做了兩年多，一直到七七事變辭職赴渝為止^[3]。

抗戰爆發後，1938年3月，由北洋工學院、北平大學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焦作工學院四校所組成之西北工學院，學潮迭起，院長李書田至重慶請援。教育部請賴景瑚前往調解。他奔走經月，平息風波，由調人而代院長，而真除^[3]。

但賴景瑚認為，光把混亂的局面安定下來是不夠的。他是學工程的，知道這方面師資的重要性及學生的潛力。他憑其在學術界的關係，禮聘了不少名師到院任教，其中許多是歐美遊學回來的。他本身學工程，重視實習，工學院因而氣象一新^[3]。

1942年10月，西北聯大（後改為西北大學）的學潮較之當年西北工學院有過之而無不及。教育部未經賴景瑚同意逕發表其兼任西北大學校長。「電辭走避，亦不能變更中央意旨，乃毅然於五月五日就兼職，不久，即入正軌」^[4]。

他便這樣經常奔走兩地，一身兼長兩校達三年多，加上以前專任西北工學院的時間，先後在西北辦學共有六年之久，「食少事繁，心力交瘁」。他為聽從醫生勸告，不得不向教育部一再請辭。一直到和教育部商妥繼任人選，他才離陝赴渝休息。那已是1944年，接近抗戰勝利的時候了。即就三十年後的臺灣建設而論，參加各項重要建設的機械、土木、電機、紡織等種種人才，出自當年兩校門下的為數大有可觀^[1]。

1944年8月辭去校長職務後，10月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5]。1945年5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7月行政院改組，調任中央海外部副部長^[3]。

抗戰勝利在望，賴景瑚與余井塘等若干人發起「革新運動」，「要徹底革新黨政財經，要認眞實行民主，要肅淸貪汚等等。這個運動自中央到各地方發展甚速，甚熱烈。自有不少人贊成，也有人厭惡」^[1]。

1946年還都不久，一日總裁忽自廬山來電召余井塘、賴景瑚前往。到達後，單獨召見了他們二人，亦無秘書在側。開始略帶笑容說：「你們革新運動幹得很熱閙。」漸漸聲高，稍有怒容的問道：「聽說你們要打倒本黨貪汚份子，究竟所指的是誰？」賴景瑚肅然起立，清清楚楚的答道：「就是本黨負責財政的宋同志（指宋子文）。」總裁聽了不禁大怒，問：「有何證據？說話要負責！」賴景瑚仍然立着，坦然答道：「大家都這樣說」。總裁不斷長吁。在那嚴肅、緊張、尶尬的片刻間，余井塘回憶道：「我深深的認識了我們領袖的偉大，體會到我們領袖的怒祥寬仁和內心痛苦。那眞是我們難忘的片刻，那片刻我們只覺名山幽靜，萬籟俱寂。我們兩人各向我們的領袖恭恭敬敬的一鞠躬而退」^[1]。

1946年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曾回湖南參加省代表大會，代表中央指導慰問；冬，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出席會議^[3]。

1948年，當選福建省第四區第一屆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行憲後第一次集會，登壇慷慨陳辭，「歷數翁文灝種種不當，不配任行政院長」，幾釀成政治風波^[3]。他並以教育部奬勵抗戰時期大學校長准出國進修一年，名額仍予保留，乃於是年五月離京赴美。他後來回憶說：「我之所以投身國民革命的行列，實係由於少年時期那種愛國和革命的熱忱，並沒有棄『工』從『政』的意思」^[2]。

他赴美的另一原因，是他因在中央各種會議及立法院好對國事發言，每每和總裁的意見相左。尤其是他公開反對陳儀主政臺灣及翁文灝出長行政院，更曾引起總裁的不諒解。他想趁機出國，增進一點自己的知識。想不到「出國不及一年，時局急轉直下，大陸沉淪、河山變色。我在美國和于斌、曾琦幾位先生，組織反共救國不分黨派的民主自由聯盟」^[2]。

他聯合于斌、曾琦發起超黨派的救亡運動，組織「民主自由聯盟」。「他秉着反共救國的赤誠，抱定『成功不必自我』的信念，毅然排除黨派的成見，響應曾慕韓氏的號召，且決不考慮他當時在黨內所處的不利環境，只認定義之所當爲，勇往直前而無所顧惜」^[6]。後因曾琦於1951年5月病逝，運動乃告中止。賴景瑚因此而遭誤解，無法返台，立委旋被註銷^[7]。他「以一個極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海外流寓二十年，望國門而止步」^[6]。

在此時期，他曾在紐澤西州喬經柯特大學任教三年。又由唱獨脚戲辦華美通訊社，到與陳立夫、潘公展、項定榮等諸君子辦《華美日報》，鼓吹反共救國。發現美國的大學生，雖比中國大學生要活潑得多，但是「由於他們的生活環境太舒服，社交活動太頻繁，他們讀書並不十分用功：在講堂上所提出來的問題也多膚淺幼稚，遠不及我們中國大學生成熟」^[2]。

1953年，為解決個人生活計，對教書生活有點厭倦的他，「不惜降身」，以五十四歲高齡經由考試考入聯合國秘書處，擔任中文組主任，達十三年之久。他後來說，究其主要目的，實在於要「厠身國際政治舞臺，觀察各國領袖人物動態，民主與共產兩集團的鬪爭趨勢，多爲祖國現在與未來，竭其力之所及，一盡其反共救國的責任而已」^[1]。

任職三年，得休假機會，環遊世界。抵台曾晉謁總統蔣公，蒙垂詢甚詳，勉慰有加，嗣後每次返台均蒙邀見。他雖任職聯合國，但仍不時為國內外報刋撰稿，國內以傳記文學為主，後由該社輯為《遊蹤心影》及《煙雲思往錄》兩書出版^[3]。

1967年，他自聯合國退休。台北中國時報堅邀，開始撰寫有關國際問題專欄。自謂由「國際公務員」一變而為「國際問題專欄作家」，共達十餘年，先後由該報輯印成《國際問題論叢》十册。1979年以目力日衰，始告擱筆^[3]。

賴景瑚在美住得愈久，發現美國立國精神日漸搖動。他敬佩那些保有立國精神的美國朋友，厭惡那些「有才無行、混亂黑白、顚倒是非的自由份子」，更痛恨那些「敵友不分，一意怕共、媚共、親共的美國政客」。他激動得大有「美國不可一日居」的惡劣心境。於是「與寄居了三十年之久，幾如第二故鄕的紐約毅然離別」，偕老妻陳杏秋女士於1978年，正當美國與臺斷交的前夕，懷着充份信心回國定居臺北^[1]。旋蒙總統經國先生聘為國策顧問。

當被問及對未來世局的看法時，他曾以帶有宗教虔誠的語氣回答：「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獨裁暴政一定消滅，國際共產主義一定崩潰，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正義人道和民主自由的這一邊」^[2]。

他1974年在美曾患攝護腺癌，經旅美彭秉坤大夫悉心治療，夫人陳杏秋女士妥善護持，終於轉危為安。當時他並不知道自己罹癌，太太不忍心對他講是癌症，一直瞞着他幾年。賴太太約有一月不眠不休照顧他，疲倦不堪時就裹衣睡在住宅小小臥室的地板上^[1]。

九年後，即1983年夏宿疾再發，第一次住院十餘日，稍愈出院。二次住院兩月餘，時好時壞。他對前來探病的老友說：「我這樣的一個强人，竟被這病磨折得如此虛弱！我還要和病魔掙扎！」他眞的不斷的和病魔掙扎。始而要他的老伴每天上下午扶他漫步，扶出空總五樓上最好的病房，來往於走廊數次。後來身體虛弱，站立不起來，上下午改坐輪椅，毫不間斷的，每日由他的老伴推出房間，走廊上來往數次。精神好時，還常常坐輪椅推他下樓，到各地遣遣悶。他「一息尙存，總想與病魔不斷奮鬪」^[1]。

8月11日，病情惡化，移入加護病房。夫人請牧師為他祈禱，他面無愁容，甚安詳的睡在病榻上。終於回天乏術，於8月13日去世。留有遺囑：不開弔、不發訃聞、不受禮，可舉行追思禮拜^[1]。

• 原配：張氏，生一女賴秀英，甚賢淑。其夫婿袁明道，為人謹愼能幹，賴景瑚生前所擔負的若干艱鉅工作，得到這位華婿事務上不少幫助^[1]。
• 繼室：陳杏秋，浙江人，是一位「才高韻雅，又洒脫，又賢良的人」。善書畫，愛平劇。賴景瑚晚年受其影響，亦愛平劇。她相夫教子，俱爲人所稱道。與賴景瑚育有長子賴光武（為甚有成就的物理學家）與三女韻玫、韻珊、韻琪，均學有所成，都已出嫁，生有子女^[1]。在賴景瑚晚年癌病復發期間，日夜在醫院陪伴照料，所付出的「精力、智慧、感情」都被形容為「極不平凡的人」^[1]。

• 《遊蹤心影》（傳記文學社）
• 《煙雲思往錄》（傳記文學社）
• 《國際問題論叢》（全十冊，中國時報社）